世界末日

53岁导演詹姆斯·格雷的童年回忆录，85岁霍普金斯出演外公，跟特朗普还是校友。

以点概面的反应出1980年代美国时期的政治背景，美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天壤之别，并且点出精英教育，还有同为歧视链中犹太人和黑人之间的另外一层芥蒂。

在种种社会现实事件的刺激之下，开始发奋学习。

不怎么深刻，但足够诚恳。

影片全球赢得两个奖项10项提名，被美国国家评论协会评为2022年独立电影十佳之一。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剧情和电影名联系不大，我不认为一个孩子的个人经历能叫世界，那最多是他的小世界，发生的事情也太片面，感觉末日一词有点夸张，个人看法，也可能作者想通过一个孩子的片段去解述那个社会的现状，暗藏危机，预视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吧，剧情没有跌宕起伏，有点平铺直叙，一部电影写完保罗的成长，暗示着当时社会，黑人的生活，被压榨，被人所不喜的状态。

通过这部电影的讲述，看当时社会状态，存在着高低贵贱，种族歧视。

很难不把《世界末日》与《阿玛柯德》联系起来，甚至于两部电影的片名都有相似之处：Armageddon&Amarcord。

两者都是导演对各自童年生活的追忆，尤其侧重校园生活，一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盛行时期禁锢的少年，一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面临各种危机的美国里根执政时期。

两部电影都以童年友谊为重心，涉及宗教氛围浓郁的家庭生活，以及突出表现的当时的政治环境。

在情节的设计上，两者也有诸多相似之处：餐桌上家人谈天，学校集体合影，“我”与同伙在厕所吸烟（毒品）,与《阿玛柯德》如出一辙，尤其《世界末日》里，我在校董会特朗普演讲时浮想联翩，如《阿玛柯德》墨索里尼检阅时，幻想与梦中女孩结连理。

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很难说格雷没有从费里尼身上偷师。

当然《阿玛柯德》要远远丰富多，小镇生活如同一个切片，映射出那个特殊年代意大利社会状况和家庭生活方方面面。

虽说《世界末日》无法企及《阿玛柯德》，但比较同时期斯皮尔伯格追忆少年往事的《造梦之家》，还是明显看出格雷过人的才华。

《造梦之家》拍成了“ 无作者”的流水账，有损于这位好莱坞无冕之王的声誉，若不是贴着斯皮标签人们都要确信，这肯定是又一部批量生产的网飞大电影了。

少年成长与社会裂痕——《世界末日》

今天聊聊美国 / 巴西电影《世界末日》。

片名Armageddon Time (2022)，别名世界末日的时刻。

电影《世界末日》是詹姆斯·格雷的自传式成长故事，讲述的并非宏大灾难故事，而是一个孩子眼中的“末日”。

它带我们回到1980年代的纽约皇后区，探索一个犹太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那时社会的种种裂痕。

影片的核心是年轻的保罗·格拉夫和他的黑人朋友约翰尼·戴维斯之间的深厚友谊。

通过这段关系，电影揭示了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阴影，呈现出一个充满冲突与不安的时代。

在格雷的视角下，世界的崩塌并不总是大规模的灾难，而是由种种微小却深刻的偏见。

小主人公保罗是个11岁的梦想家，心中怀揣着艺术家的梦想。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犹太家庭，父母却对他的艺术天赋保持怀疑，既期望他能有个光明的未来，又担忧他走上不安全的道路。

祖父亚伦是他生命中的智慧灯塔，总是鼓励他勇敢追求梦想，将自己移民美国、对抗压迫的故事讲给保罗听，给了他无尽的支持和力量。

在学校，保罗遇到了黑人男孩约翰尼。

约翰尼因留级比同班同学年纪更大。

两个因反叛精神和共同兴趣走到一起，成为了朋友。

通过他们的友谊，电影深入探讨了种族、阶级和社会不平等的议题。

约翰尼总是比保罗承受更多的惩罚，作为一个黑人学生，不管是不是他犯错，或者犯错有多么微小，他总是受到指责。

尽管保罗也会遭遇歧视，他仍然能享受白人特权带来的种种便利。

这种明显的不公平让保罗既困惑又愤怒，也让观众反思那个时代。

正是这种内外的冲突，使得保罗在道德上产生了深刻的困惑。

保罗因与约翰尼的搞恶作剧被家里送到了私立学校，生活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充满了浓厚的精英主义氛围，师生们都坚守着保守的价值观，对种族问题视而不见。

祖父鼓励他去这所学校，但祖父并不知道这里隐藏着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视。

在这座象牙塔里，保罗不仅面临全新的挑战，还被迫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与立场。

家庭的期望也成了他无法忽视的重压。

水管工父亲欧文对保罗有着完全不同的期待。

他希望儿子能过上像自己一样稳定、平凡的生活，而对保罗的艺术梦想毫无支持。

这种父子的价值观冲突，让保罗感到挣扎。

影片通过保罗和约翰尼的视角，呈现了1980年代美国社会的复杂性。

从里根当选到特朗普家族的崛起，都为电影构建了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电影穿插了里根关于“世界末日”的言论，以及那个时代弥漫的核战争恐惧，为影片增添了一抹时代色彩。

导演格雷的叙事手法直接而真实，没有过多装饰。

简洁的镜头语言捕捉了时代风貌和人物内心。

《世界末日》不仅仅是一部导演的成长自传，它还探讨了种族、阶级和权力等社会议题。

通过保罗的经历，影片揭示了这些复杂问题如何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命运。

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他们之间的互动揭示了社会结构与固有偏见对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

保罗的父母虽然看似同情弱势群体，但他们的行动却往往与他们的价值观相悖。

尽管他们宣扬自由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却很难与之匹配。

尤其是在对保罗教育的决策上，他们的做法无意中暴露了他们对“成功”这一概念的固守与偏见。

保罗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格雷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回顾。

电影里的细节，比如保罗在学校的恶作剧、和家人的争执、以及他对艺术的热爱，几乎都带有格雷的个人印记。

这些小片段像是他记忆里的碎片，拼凑出一个既真实又带有情感色彩的过去。

詹姆斯·格雷曾透露，保罗和约翰尼策划偷电脑的情节，实际上来源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

那时，他和朋友曾计划偷走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展出的《星际迷航：电影》（1979）蓝图。

两人最终被保安抓住，格雷被父亲从困境中救出，但之后再也没见过那个朋友。

格雷回忆说他的朋友在 1986 年左右死于毒品交易。

保罗渴望理解社会的不公，却始终感到力不从心。

约翰尼的遭遇，更是让他直面了种族与阶级的巨大鸿沟。

这道鸿沟不仅横亘在他们两人之间，更深深镶嵌在整个社会的结构中。

面对父母的期望和社会的压力，保罗经历了道德挣扎。

他的祖父教导他要为弱者发声，但保罗在实际行动中却未能做到。

影片的高潮是他面对内心冲突的时刻。

当他被迫与约翰尼分开时，内心的挣扎暴露无遗。

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对社会不公的反思。

随着故事推进，保罗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特权，他和约翰尼的友谊在社会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脆弱。

真正的成长，不仅仅是能力的提升或梦想的追逐。

它更关乎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觉察与反思。

只有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求改变，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

詹姆斯·格雷和他的哥哥艾德·格雷（Ed Gray）曾经相互打闹，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变得愈发亲密。

如今，他说他们“每周至少交谈三到四次”。

艾德·格雷看到这部电影后说很喜欢，认为它与他自己记忆中的故事非常吻合。

詹姆斯透露，他希望将更多家族故事搬上银幕，尤其是他母亲的故事，她在父亲事业取得成功后，因脑癌病倒并去世。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暗示了母亲的病痛，展示了她的一次头痛发作。

少年成长的代价，不公时代的裂痕。

影片结尾小男孩离开了贵族学校，一切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并不是。

对于有些人来说，无论犯了什么错误，都有别人兜底。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存在就是错误。

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导演，赚很多钱，还是社会精英。

少年犯黑人小孩长大后还会和他父亲一样搞大女人的肚子然后消失。

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反省式影片。

完全就是以一种看似政治正确，但是对于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的根源屁都不放一个。

还自我解脱的说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

如果小男孩把外公的话听进去了，就不应该仅仅是从宴会上离开。

他至少可以画一副感恩节由来的画，让大家看看美式的感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就非常虚伪。

什么时候美国人把其他民族的人当人也当看了再谈政治正确吧。

这不是又一部白人小孩的come of age电影。

这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导演回望自己少年岁月的深情（或矫情）的memoir。

它是导演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审视成人的残酷世界，是自省，是救赎，是对这不公世界的呐喊。

看前半段时，会猜这是部典型的回忆录式电影，年少时的buddy，慈爱的外公，少不更事的我和焦虑的父母，自己的喜爱与家人期待的错位……追忆似水年华；看到换学校时，猜是青春期方向，讲对新环境的失落与惶恐，对严父的反抗，叛逆少年想逃离想出走；直到最后1/4，看到导演真正想表达的，然后悟到前面那么多铺垫都是为了这个主题。

作者想探讨，白人是否生活在一个privileged的世界？

黑人是否遭遇体制性的不公，系统性的压迫？

共和党对self-made, self-reliance的信仰是否牢靠？

美国是否真的是一个机会平等，靠自己努力都可以出人头地的社会？

听上去都是白左的议题，是国人觉得陈词滥调、过度炒作的话题。

但作者回忆的，是40年前的美国，是在他年少时困惑他，让他到如今都难以释怀的问题。

所以回过头，理解了为什么一直出现里根，“美国是一个观念”；理解了为什么出现特朗普小姐，you earned your way there. 最后还以老特朗普的话结束，you are the elite.理解了为什么要讲外公那边的犹太人背景，乌克兰，Ellis Island, 为什么外公对歧视黑人的言论那么气愤，为什么父亲那么讨厌里根，喜欢外公。

为什么中间要插一段黑人在地铁上看不惯Johnny的段落。

为什么有空军、NASA, Johnny爱听the Sugarhill Gang, 而Paul家听的是the Beatles……当然，最点题，最敲打Paul内心的，还是父亲的那番话：Some people get a raw deal，and I hate that. It's the worst thing in the world.父亲讨厌这不公平的，势利眼的世界，讨厌依赖岳父母的力量让孩子进私立学校，但还是得为了孩子，向自己最厌恶的事低头，谁又能说成年人不难呢？

从孩子的视角看世界，总能给我们成人很多反思的机会：大人们以为的“好”的学校，孩子看来可能完全不是那样，大人们认为的“不好”的小孩，可能是孩子最好的朋友，大人们认为的触犯底线的事情（如抽大麻），可能小孩的出发点并没那么糟，大人们认为的“为你好”，可能小孩并不领情，而大人们认为无可厚非的事（如为了保护自己背叛朋友），在小孩那儿却是触犯原则、不可饶恕……因为最后的事情，Paul终于领悟到，并非白人小孩不犯错，而是犯了错总有股力量保护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再回到suit and tie中，而黑人小孩连第二次犯错的机会都没有。

他年少无知时的一段stray away，可能就是黑人玩伴的不归路。

当他领悟到这些时，他就“长大”了。

我们离童年太久了，可能都忘了，旧的世界的崩塌，新的系统在废墟中一点点建立，往往只是经过一件事，一番话。

大人们常常惊讶于孩子怎么突然间这么世故了，气急败坏于他们童真的过早丧失，殊不知，正是他们在孩子面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让孩子们忽然看明白了。

孩子们不说话，他们只是在静静观察。

从此他们将把破碎一地的东西扫起，重新出发，对大人们台面上的那些美丽词藻嗤之以鼻。

他们把这叫“长大”，而导演把这称为他的Armageddon Time。

不是自我感动，唏嘘于忽然一夜的长大，而是多年以后，回首来路的一些人、一些事，内心越发感到内疚。

推己及人及社会，反侧自消，不可谓不真诚。

类似的片子，我想到台湾的一一，新加坡的《爸妈不在家》，阿富汗的《追风筝的人》。

所幸，在世界末日中，父母、外公都不是不公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而是无奈的适应者，而这也让Paul没完全认同这套体系，没成为那种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值得这一切的elite。

当在警局里，Paul坦白了是自己的主意，其实是呼应了前面外公教他的you’re gonna to be a mensch. (当然，如果他出于怯懦而什么都没说，效果会更好)而这些经历也让导演一直没放弃思考这些不公，就像父亲说的，you got to be thankful，when you're given a leg up.这也是导演想跟我们说的，我们也许无法改变这些不公，但我们得心存清醒，意识到我们是很多不公的既得利益者。

很多人没我们混的好，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因为他在起点时就输了。

当我们有能力speak up时，多为他们发声。

别活成当初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得了便宜还卖乖。

《世界末日》这个片名部分取自1979年罗纳德·里根在电视上发表的言论，他说：“我们可能是看到世界末日的那一代人“，他所指的并非是极小可能会爆发的全球核战争，而是思考着这个世界可能会变成一个极恶之地——“if we let this be another Sodom and Gomorrah.”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圣经中两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其邪恶而被上帝摧毁）。

这是一部非常情绪化与个人化的作品，导演说这个影片在某种程度上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但我们从中感知到的却并非追忆与怀旧，或者仅仅认为这是一次感情的抒发更为合适。

看该片的过程就像喝下气泡水，充满了密集的细节，每一口下去都是有滋味的，但是影片的叙述又特别平静和自然，如同气泡消失的过程，淡淡地弥合了一些明显的裂痕。

我们可以窥探到80年代美国顽固的社会结构，特权、种族、教育，抑或是同理心、愤怒和无奈，里面有以纳粹迫害为代价的笑声，有对土耳其人老师的刻板印象刻画，有“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类成功学演讲（当然事实验证，特朗普就是最好的案例），也有家庭动态关系的层层展开，无论是温情、暴力还是了解生活不公真相后的成长，如此种种都拼凑出一副当时的时代画像。

当然片中也充满了奇怪的省略，比如两个学生在游学日逃学在曼哈顿逍遥玩逛或者是主角的偷钱行为，我们都没能在片中看到本来“应有”的后果，而片尾也是戛然而止，可能这些省略就是作者刻意而为的。

该片本来就是半自传的作品，当要追溯自己的往事的时候，线索可能并非完整的，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排序一点一点摆出来再点缀删减的，所以这些内容的缺失或许就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

导演詹姆斯·格雷可能就是那个小时候班级中的调皮鬼、家里的麻烦制造者、幻想成为康定斯基那样的艺术家的梦想家。

不必浓墨重染，也无需刻意引导观众，毕竟过去的已是尘埃，历史也可以重演，但总会有人反思，“世界末日”在每个人心里都自有评判，我想他已经做到很好地表达了吧。

「演员都演得太好了，我真的听到霍普金斯的声音就有点想哭

一、“世界末日”里根的竞选宣言，将当时泛滥的自由主义和反基督主义看作是世界末日。

妈妈的最后一句台词，里根当选，核战争就要来临。

格雷在映后补充的，1980年12月约翰列侬遇刺。

以及，新好莱坞的终结。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面胜利。

blockbuster、franchise。

二、格雷的安托万？

格雷有一层自责吗？

黑人小男孩被塑造得如此善解人意和理想化？

至少是白人视角。

格雷是父亲。

他似乎永远处理不好/一直在处理父子关系。

但也正是如此，他的父子关系展现得很真诚。

还是只想用儿童视角来看这场转变。

外公的独特性、小时候感觉的独特性（比如那一场睡梦中梦到外公讲的他妈妈的经历；爸爸要打人。

声画的处理很有童年感。

）他眼中的妈妈很奇怪。

“犹太妈妈”是一种刻板印象吗？

三、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一切种族的问题都是维护经济利益。

在美国应该可以如此说。

80年代的rich要求至少也是这般被满足的。

想要通过格雷来看好莱坞和美国。

电影很复杂，似乎是越细细品味越有趣。

我处理不好新旧保守主义背后的逻辑，所以1980年的转变如此深刻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这40年里发生了什么？

格雷是位知识分子。

他给出的回答是，将当下的美国问题追溯到80年代。

的确，从80年代起，美国主流一直是新保守主义，彻底扭转了。

但或许正是因为曾经反文化运动走的太远，反弹如此之大。

平等与自由竟然产生了如此的矛盾关系。

（右翼的逻辑：经济自由=维持等级秩序；削减政府权力/防止专制=维护州权=让州自己决定种族、性别、堕胎权=继续保守、不平等）但是格雷的起点还是对的。

我觉得更为有趣的地方是一家子人如何从最初被排除的犹太人成为了排除黑人的白人；他们如何从反对里根中走向了培养里根的小粉红。

格雷不想批评他们虚伪，他似乎在同情，同情他们被裹挟在这一浪潮里，其背后的动力是经济、精英，剥削多数人来达成少数人的目的。

所以他塑造的外公、爸爸会很诱人。

他通过儿童的视角让这种矛盾合法化，而且让他们被展示得不充分，从而有可想象的大量空间。

还有充斥全片的火箭。

格雷藏了好多东西。

后来再看《星际探索》，其中的设计真到位精准。

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东西。

他没让他的电影失控，可能那几次小孩的情绪是失控的。

但是他似乎还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不加掩饰地展现出来。

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丢掉道德的？

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未解之谜，并没有人能明确的告诉别人，道德沦丧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们却能切身体会到道德沦丧已经慢慢的滋生到社会的角角落落。

当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沦丧，反倒是我们越来越月切身体会到这个社会逐渐的变得冰冷起来，或者说对于所有人来说，社会的天平开始越来越倾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世界末日》讲述的就是这种道德沦丧的开端，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国家为单位就变得不负责任起来，这种国家式的不负责任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一种新的人群越聚越多，什么样的人群呢？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世界末日》讲述了两个小孩子之间的友谊的变换，以及两个小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逐渐发生变化的世界。

本片的大环境聚焦在里根总统上台前，一个白人家庭的小孩子原本在公立学校上学，他被父母寄托了希望，然而却没有办法将这种希望很好的延续下去，小孩并不愿意成为父母实现梦想的工具，然而自己却无法在家庭中获得一定的被聆听的权力。

唯一理解自己的就是外公，然而外公并不能时时刻刻地跟自己呆在一起。

班上的一个黑人小孩与白人小孩很快的结下了友谊，这种小孩子之间的友谊是肆无忌惮的，然而白人小孩的父母们对于这样的跨越了阶级的友谊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很快，这种排斥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两个小孩在学校里尝试了大麻。

于是，白人小孩被迫转校，他与黑人小孩之间的友谊也被拉远了。

在新的贵族学校，白人小孩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们虽然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却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他们看不上底层的民众，更加排斥黑人，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白人小孩虽然内心中渴望与自己的朋友联系，但现实中却无法理直气壮地站出来，然而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当他意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他最终勇敢了一次。

《世界末日》看似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小孩子之间的故事，实际上依旧是为我们解释了上文的主题，人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丢掉道德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里根总统，这个美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总统之所以留下了“名声”，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后来被总结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达成的协议，让美元与黄金脱钩。

此后，美国可以无限制的印制美元来收割全球的韭菜，这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道德沦丧。

而国家道德沦丧了，民众呢？

民众自然是会将这种沦丧贯穿至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因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着怎样的期望？

这种期望本身是建立在一种自私自利价值观之上的，他们并不在意小孩子该不该有一个良好的道德为基础，并以此在成长过程城中发挥作用。

他们更加在意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不能变成一个被社会定义的优秀的人。

而要成为这样优秀的人，必然要具备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什么？

白人小孩后来所在的贵族学校已经通过很多角色的口中提及到了。

我们不是一般人，因此，我们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为自己打拼，且保持我们的形象。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一切的规则和约束或者是道德都应该为自己让步的，如果不能为自己让步，那么这些框架都应该被打破，至于说打破之后该怎么办？

无所谓，有所谓的就是被打破。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认为道德的存在是对于自己的一种提升，而认为道德也是一种约束。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才是他们的本质。

片中有一个细节对比，在公办学校，当两个小孩抽大麻的时候，白人小孩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拳脚相加，然而在私立学校偷电脑被捕之后，白人小孩的父亲却没有任何的责罚。

因为偷电脑事件已经明确的昭示了白人小孩现在接受的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培养什么样的人，通过人情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便能为自己达成一种方便的事宜。

这才是白人小孩父母所期待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白人小孩的将来的命运便已经被注定了。

然而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改变的力量，或许这是创作者面对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表达出来的不满，或许这是创作者呼唤重新建立起来道德所怀揣的一种憧憬。

我们看到随着里根总统当选的希望越来越大，白人小孩最终冲出了校园，也许在“世界末日”之前，他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你好，再见

原文地址：https://collider.com/armageddon-time-director-james-gray-interview/https://ew.com/movies/armageddon-time-james-gray-interview/\ 詹姆斯·格雷的《世界末日》：/“电影也许不会永远存在”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怀念有些过时但却不需掩饰的往昔，于是他自编自导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作为对纽约度过的青年时代一次温柔的回顾。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这部苦乐参半的青春成长片在九月份与北美观众见面，我们很容易为它列出一连串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过真正走进詹姆斯·格雷在柳特莱德酒店的房间、面对面与他讨论这些问题却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试图弄清作品中那些自传性细节、对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时代背景的理解，亦或是这部电影在他职业生涯中的地位——格雷在1994年拍摄了低成本处女作《小奥德萨》（Little Odessa，1994），之后又有《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等好莱坞巨制。

但这些问题在他对电影本身和电影制作的热情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2017）他与我们谈了《世界末日》众星云集的卡司--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和曾出演《继承之战》的杰瑞米·斯特朗（Jeremy Strong）扮演他已故的父母，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他慈祥智慧的祖父；同时，他分享了这部电影在制作时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如何重塑一个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聚集的纽约皇后区，或是他在青春期与一个名叫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的硬汉家长领导的著名房地产家族之间的纠葛。

但53岁的格雷的野心不会止步于此，他要做的是超越戛纳电影节的束缚、打破后疫情时代赌轮盘式的选角局限、摆脱老大师们传统观念的禁锢，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电影。

Q: 对你来说，创作《世界末日》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格雷：实际上《世界末日》本身就在讲述我的整个生活。

当时我在巴黎答应制片人要做一部有关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歌剧，我一个人住在巴黎某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但是见不到妻子和孩子。

我当时非常孤独，每天都在做很奇怪的梦，或许是因为之前接连拍了两部电影，身体有些吃不消。

2016年我去亚马逊拍《迷失Z城》—那显然不是个适合人久驻的地方；之后拍《星际探索》（Ad Astra，2019）也是次不太舒服的经历，你能做的只是把演员吊在威亚上，看他们在满是绿色幕布的摄影棚里表演。

总之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回到那些私人化的小世界，停止在你和你的作品之间制造任何距离？

我想到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的《阿玛柯德》（Amarcord，1973），它有点像一部幻想曲，并非完全是他的生活--但又全部都是。

我并不想太过于政治化，但我隐约看到一条线将墨索里尼与特朗普串在一起。

《阿玛柯德》（Amarcord，1973）《阿玛柯德》中关于墨索里尼的内容无疑很博人眼球，因为它告诉你，尽管电影里的人物都很荒诞，但历史的暗流却永远存在——几年后，战争即将来临，国家将基本被摧毁；一切有趣而美丽的东西也都会被黑暗笼罩。

所以我想起儿时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与特朗普家族有过一段关系，那时我也失去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小时候的我在很多方面都做的很糟糕，于是我开始在巴黎构思这部电影。

很抱歉，我给你的答案是不是太长了。

（笑）Q: 是的，这涵盖了很多信息。

格雷：答案简而言之就是永远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永远都要做你自己。

因为你只有一个，你的作品越是个人化它就越具体，而越是具体就越真实。

在隔离期间，我和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一个11岁——看了大约150部电影，都是世界电影史里的经典片子，《七武士》和《偷自行车的人》、《四百击》、两部《教父》、《愤怒的公牛》、《一个美国人在巴黎》、《雨中曲》等等。

《四百击》再次打动了我，因为特吕弗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诚实，我认为这很美妙。

《四百击》Q: 现在确实是一众优秀导演推出个人化电影的时代，《诗人》（Bardo，2022）、《甘草披萨》（Licorice Pizza，2021），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的《纪念品》（Souvenir，2019）和索伦蒂诺（Paola Sorrentino）《上帝之手》（The Hand of God，2021）。

格雷：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说这是因为我们都老了（笑）他是当笑话说的，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原因之一。

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某一艺术形式会永远持续下去，比如说歌剧，它流行了大概120年；彼时约有40万人排在街上参加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葬礼；而1925年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还没完成《图兰朵》（Turandot）就去世了，在那之后的四五年中意大利当局用大量经费写法西斯歌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就随之死去了。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也不会永远存在。

当你看到制片公司只对一种类型的电影投资时，你会感觉这种艺术形式正经历着很困难的时期，当然我并不是针对哪类片子，但如果电影公司只对制作某一种电影感兴趣，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有僵化：你只会有一个观众，一个已经被某类电影洗脑的观众，艺术形式便因此越缩越小。

而当电影形式陷入困境时就会出现一种艺术上的集体反叛，我说的反叛当然不是指“不，《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讲故事的电影”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必须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出现。

比方说当你走进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之所以喜欢它胜过喜欢普拉多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是因为在那里我既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也能看到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荷马半身像，既能看到伟大的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也能看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正是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跨度如此之大的艺术作品才真正使我们成为人类，才真正使我们——我有勇气使用这个词——如此美丽。

Q: 有很多人在谈论大众电影的消失，就像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慢慢消失一样，但我们确实面临着某种一元文化（monoculture）的消失，而且我们都曾经在这些一元文化中获得过快乐。

格雷：给你讲个有意思的故事，当披头士参加苏利文电视秀的时候纽约没有一个轮毂盖被偷。

（笑）每个人都在家中看节目。

但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即中产阶级、大众电影的衰落或消失，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它源于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任何制定政策的人能解决，就像你没法将诚信货币化。

教师是个高尚的职业，但它挣不到多少钱；当一个社会不再把诚信和道德摆在第一位时你能怎么办呢？

你只会看到一个纯粹的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完美地让人们意识到，倘若做一件事没法给你带来金钱，那这事就毫无可做的意义。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Q: 当我们谈起曾经电影的黄金时期是多么辉煌的时候，也应意识到某些如今被人们视作经典的电影实际上非常一般—就像《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或者《年少轻狂》（Dazed and Confused，1993）那些片子。

格雷：《生活多美好》烂透了，它几乎毁了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1897-1991）的职业生涯。

Q: 回到《世界末日》上，对你来说还原童年时期的皇后区有多困难？

毕竟纽约不会40年一直是一个样子。

格雷：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住的街区，那孩子在电影中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90英尺。

片头他们走在学校外面的路上，那所学校就是我小时候上的公立学校。

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见的皇后区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文化上的变化却天翻地覆。

我们是街区里唯一一个犹太人家庭，和一个长相、说话方式和行动都跟《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1971）里扮演Archie Bunker的凯勒·欧康纳（Carroll O'Connor，1924-2001）一模一样的人合住，我们各住在半独立的排屋中，他在他的门口放了一根旗杆，好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笑）我现在非常喜欢皇后区，比我在那长大时还要喜欢。

Q: 我想和你聊聊选角上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

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是早期选定的演员，但他最后不得不退出；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也在其中，你甚至一度打算让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扮演唐纳德的姐姐玛丽安娜·特朗普（Maryanne Trump），尽管她只有一个镜头。

格雷：我写完剧本后紧接着定好角色了，但正好赶上了疫情；每个人的行程都被完全打乱了。

其实Bob（对罗伯特·德尼罗的昵称）和凯特·布兰切特对最后的成片都有很大的功劳，Bob对这部电影很上心，他在剧本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可以说整部电影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拍成的。

但后来他去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y Scorsese）的电影了。

Q: 好吧，Bob!

罗伯特·德尼罗 和 马丁·斯科塞斯格雷：（笑）对此我能说什么呢，“不要去拍了？

”奥斯卡也一样，他正在准备的电影项目因为疫情被推翻了。

但你知道，电影总是很神奇的—有时它们会以命中注定的方式拍出来。

在原来的角色设定中，德尼罗本来要演我父亲的父亲，一个更像蓝领工人的角色。

安东尼·霍普金斯完全和我母亲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很有礼貌很有修养，是个很让人喜欢和尊敬的人。

而我父亲的父亲更像是个布鲁克林的、粗鲁的水管工。

因此我意识到必须改改角色。

幸运的是修改后我发现一切都步入了正轨。

我的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或多或少有些精神崩溃，在心理上一直没有真正恢复过来；因此我虽对Bob的离开很不开心—我爱他，我希望和他长期合作—但当Tony（对安东尼·霍普金斯的昵称）加入后，很多原先剧本上的疑难被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整个故事也更加忠于我童年的实际情况。

安东尼·霍普金斯我承认，刚开始我没看过杰瑞米·斯特朗的作品，他在奥斯卡离开后加入的剧组；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但我必须为此去看《继承之战》。

然后我发现，哇，这家伙演得真不错。

Andy（对安妮·海瑟薇的昵称）则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

Cate本来要抽出一天演玛丽安娜·特朗普，但她还要同时去演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的《塔尔》（TÁR，2022），档期上有冲突，所以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加入了我们。

Q: 在戛纳获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时对你来说是怎样一种感觉？

你是否像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在奥斯卡典礼上那样觉得：“他们都很喜欢我”？

格雷：其实我对戛纳电影节又爱又恨。

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戛纳展映过--《移民》（The Immigrant，2013）、《两个情人》（Two Lovers，2009）、《我们拥有夜晚》（We Own the Night，2007）、《家族情仇》（The Yards，2000），人们似乎总是对戛纳的电影热情高涨。

但我要向你们坦白，每个人都对我说：“噢，你哭了，你是被喝彩声打动了吗？

”不，我流泪是因为我父亲在疫情来临前一个月去世了。

Q: 噢，我很遗憾。

他在去世前看过这部电影的初剪吗？

格雷：他没能看到，对此我非常后悔。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在电影节上流泪是因为我曾想带他一起去戛纳，但他到最后都没能去成。

说实话喝彩对我来说更像是逃过了一劫—就像，真好，他们没有嘘声。

我一直坐在评委席那里，人们的座位在起身时会发出“砰”的声音；当时我在看一部很厉害的导演的作品——我不说是谁——差不多还不到30分钟就听到“砰砰砰”的声音，一半的观众都离开了。

所以后来我一直战战兢兢，因此当你问我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解脱。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Q: 几年前我为《星际探索》写布拉德·皮特（Brad Pitt）的人物介绍时，我问他是否会像他的明星同行一样去拍电视剧，他说他有可能真的会去拍，因为他喜欢那种长篇故事蕴含的大量的可能性。

我看到你在IMdB上有参与制作即将推出改编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作品的电视剧，你是否也有像电视剧转型的意向？

格雷：我确实有考虑过。

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1973）最初就是为电视拍的，而克日什托夫·基耶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十诫》（Dekalog，1989）所取得的成功我们也有目共睹。

我要是说自己不会为电视拍东西那就有些势利了；但像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y Bondarchuk，1920-1994）曾为俄罗斯电视台拍了长达8小时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66），如果我对焦点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说：“Peter，我有一部8小时长的电影，你能发行吗？

”他不可能答应我，就算答应了也拍不出来。

很难想象现在有45%的美国人家里都有家庭影院，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我很幸运是其中的一员，家里有个110英寸的幕布、一个投影仪和爆米花机，但有件事我想我们忽略了，也是问题所在：“我按下了暂停键，站起来去上了个厕所，然后看了会手机，打算用微波炉热一下我昨天吃的虾仁什锦饭…算了，电影剩下的部分明天再看。

”如果你是个合格的观众，你就应该明白专业的制片人、编剧、导演等都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紧张刺激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你需要完完整整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期间去洗手间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电影就像肌肉一样，如果你断断续续地看，原有的紧张感就会变得松松垮垮。

《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你提到了《生活多美好》，如果你1943年在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然后把它拿到帕萨迪纳市去试映，观众都是专业人士—尽管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就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

如果他们认为这部电影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周一达里尔·F·扎努克（Darryl F. Zanuck，1902-1979，美国好莱坞制片人）和路易·B·梅耶（Louis Burt Mayer，1884-1987，好莱坞工业大鳄，米高梅公司创建人）等就会对你说：“这个故事放这儿不合适。

”周二你就得让本·赫克特（Ben Hecht，1894-1964，著名编剧）重新写这个片段。

因此周三你得重拍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和英格丽·褒曼（Ingird Bergman,1915-1982）在第七场和第九场的戏，这样周四你才有时间去剪辑，周五一个全新的版本才能及时上映。

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之所以那些影片能成为传世经典，是因为老一辈电影人总在不断完善电影的故事，一遍遍地重拍。

但在今天除非你有超高的预算，否则你没法重拍；就像我们目前在澳大利亚、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拍摄，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无法再次把所有演员都召集在一起。

Q: 没错。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明星往往被限制在与制片厂的合约中，他们也没法说不。

格雷：确实，他们没法说不。

加里·格兰特不想演莱奥·麦卡雷（Leo McCarrey，1898-1969）的《春闺风月》（The Awful Truth，1937）——那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他想要解除合约并赔偿制片方，他说：“请不要让我拍这个，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喜剧，而我是个严肃的演员。

”但最后他还是去拍了，一切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Q: 你是如何决定给这部电影起名叫“世界末日”的？

格雷：在构思电影时我想起里根曾和其他政治家一同谈论核战争和核末日的可能性，三年后，也就是1983年，播出了一部与之有关的电视电影叫《浩劫后》（The Day After，1983），也许你都忘记了，但我一直记得那段时间。

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俄国人入侵阿富汗后，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可悲的是，这几年那种气息好像又回来了，从911事件到如今乌克兰的局势，我会对“基地组织有核武器吗”这种问题感到不安与挣扎；对“世界末日”持续的恐惧感从我和我哥哥小时候开始就很沉重。

1980年我爱上了The Clash乐队，他们有一首歌叫“Armagideon Time”，由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1952-2002）演唱。

我在电影里使用的是由雷鬼艺术家Willie Williams翻唱的版本，歌词“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任何晚餐（‘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本身是悲伤的，但他用了欢快的调子去唱。

The Clash的版本则更像是朴素的哀嚎，颇具威胁性与危险感，与电影画面产生了冲突。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里根总统的选举、他对核末日的言论、我对The Clash的热爱及当时的整个文化运动等等交织在一起，“世界末日”似乎是个很好的标题；它对孩子们是一场灾难，对国家是一场灾难，甚至对所有物种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就像歌词里写的“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晚餐，很多人今晚不会得到正义。

记住要推翻他们，没有人能够领导你。

世界末日。

（‘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supper tonight. A lot of people won't get no justice tonight. Remember to kick it over. No one will guide you. Armagideon time.’）”，整首歌都在强调很大一部分人的那种绝望情绪，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强有力的片名。

Q: 你曾说“我爱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他们现在都变成幽灵了。

”这句话很打动我，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电影也很打动我，它和我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

你把已经是“幽灵”的、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人再次带回到现实中，制作这部电影是否比其他电影更让你感到压力和责任？

格雷：我不好说。

每次开始拍一部电影时，我都感觉我的世界要毁灭了；每次我都很害怕，想象拍出来的东西将面临人们潮水般的厌恶。

拍《世界末日》前我同样如此，强迫自己把所有细节都做得准确无误—听起来挺奇怪，因为之前我并没那么精益求精。

拍《星际探索》时所有的灯光、飞船上的开关我都要过问，但《星际探索》和《世界末日》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因为后者需要还原所有逝去的人的精神。

拍摄时我父亲还健在，他是在我剪辑的时候去世的，我为此抑郁了一段时间，也使我重新审视这部电影的主题。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之后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我的哥哥—我很敬佩他—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要等到纽约电影节才能看；我的孩子们问我：“你有没有提前跟艾德叔叔说过？

他在电影中可是把你打了一顿！

”我说没有。

我现在和他很亲近，总是在一起聊很久很久。

我现在才明白他在电影里，或是说在小时候的所做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弟弟。

所以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或许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但当你问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自己对待这个主题的方式，在那时确实承受了比以往都要大的压力。

《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2022）Q: 事实证明你已经能够获得制片方的青睐去拍电影，但是否有一个你一直想拍的项目却因为资金困难没法实现？

换言之，如果你能够得到足够的资金去拍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会选择拍什么？

为什么？

格雷：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俄国革命、拉斯普廷（Grigori 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沙皇沙皇夫人和俄国皇室的史诗电影，它的规模一定相当巨大。

如果现在我能找到一些很合适的优秀演员去演拉斯普廷以及杀死他的费力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1887-1967），或许这部电影就能落地。

我认为除了在俄罗斯本土，任何地方拍它都不合适，所以当俄罗斯终于对我们开放时我很兴奋，心想我可以凑够资金去实现它；但鉴于目前乌克兰的糟糕局势及普京的执政，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是做不到了。

因此这是我最想拍的，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剧本：一些人屡次尝试想要刺杀拉斯普廷，而拉斯普廷又是个难办的狠角色；拉斯普廷和最终杀死他的尤苏波夫两个人的叙事分别展开，在结尾合到一起，达到高潮。

这一定是个惊艳的故事。

Q: 你有为这部电影起名吗？

格雷：我想我会叫它The Dream of a Thousand 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