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头一次听说《八佰》还是从一个朋友口中。

她当时在管虎的剧组里负责演员的服化道等工作，每次出来吃饭，总会抱怨组里的要求有多么严苛、工作有多么饱和。

这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个剧组，能把工作人员“折磨”成这样。

而从初次耳闻到能坐在电影院观看，这过程不能说不坎坷。

终于，在电影院正式复映后不久，作为疫情之后的首部国产院线大片，《八佰》来了。

《八佰》选在此时上映可谓使命感十足，它不但象征着中国电影行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复兴，又要以这样一个国民共情题材为国人注入强心剂。

毕竟，虽然身处和平年代，这半年来我们也同样处于离群索居、关门闭户的“战争”状态，那些满目疮痍的新闻就像7.62X39mm步枪弹，无时无刻不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在谈及战争片时，大家总是绕不开《拯救大兵瑞恩》和《兄弟连》，不得不承认，在好莱坞压倒性的技术力量和资本运作之下，该题材已经成为其流水线中比较稳的一部分，而这两年不少导演也在尝试突破以往类型片的桎梏，正在上映的《1917》和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是其中佼佼者。

对于中国战争片来说，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2007年冯小刚《集结号》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我一度以为海这边即将迎来一阵战争片狂潮，但可能是碍于成本、市场承受力等考量，这个信号戛然而止。

直至今日，管虎才有扛起大旗，对自我、对国内的影视工业，也对国产类型片发起挑战。

其实在观影之前我也很担心，担心《八佰》会被拍成人物高大全、靠命博眼泪、美化自己丑化敌人的“主旋律”。

直到看完走出影厅，我终于长吁一口气。

必须承认，这部电影十分超出我的预期，是一部由扎实的剧本、丰满的群像和接近国内极限的技术力构成的优秀作品。

至少在我的观影经验里，它可以称得上中国最好的战争大片。

我认为好的战争片，一定是在回望历史的基础上，加以少许艺术化的渲染，用纤毫毕现的战场视听去唤醒观众的共情和反思。

这一点《八佰》做到了。

从开始到结尾，电影几乎没有为了扩充文本量、讨好观众去杜撰任何虚假文戏，也没有冗长的前情铺垫，而是直接用航拍长镜头和写实手法将观众拉进硝烟弥漫的旧上海战场中，亲眼见证增援团如何被日军冲散，士兵的头颅是如何被日军骑马斩下。

影片紧紧围绕着88师524团420名士兵死守四行仓库的四天三夜展开。

这场战役说大不大，放在几百万人厮杀的大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又十足重要——不但终结了日方“三月亡华”的狂言，也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而管虎最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一群曾经处于“战争”之外的普通人，如何在时局无奈之下一步步变成“战士”，走进漩涡中心。

这也是整部电影的主轴。

为了凸显四行仓库保卫战在淞沪会战中的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管虎选择了交互视角蒙太奇的手法去还原。

其中包括士兵自身的战场视角、租界群众的旁观视角、国际社会的上帝视角、日军的突袭者视角和影院观众的宇宙视角。

在针对不同角度进行叙事时，又加入一些特别的摄影方式，使每个部落群像都充满独特的个性。

比如在拍摄士兵日常生活时，经常会用到模仿纪录影像的黑白镜头，增加了临场感；而拍到国际社会时，又基本上全程航拍，彰显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的“上帝”和“品头论足者”身份。

在这众多视角中，最浓墨重彩的当属租界群众的旁观者。

这不是一段虚构的历史，而是真切存在的荒诞事实——苏州河南岸租界群众与420名士兵一起亲历了这场伤亡惨重的交战，成就了战争史上的一次奇观。

只见苏州河南北两岸，群众与士兵隔岸相望，一边明亮、一边暗淡；一边灯红酒绿、一边枪林弹雨；一边歌舞升平、一边生灵涂炭，一边为对面的舞女着迷、一边喊着“穿军装的人不许过来”。

这天堂与地狱的强烈对照，是整部电影最让我着迷的部分，也具有让《八佰》区别于一般战争电影的沉重仪式感。

管虎用近乎疯狂的构思和影史上罕有的“史诗对称构图”，为我们重绘出当时苏州河两岸的“冲突和斗争”。

从漠不关心到捐财捐物，从呐喊助威到兵戎相助，再到最后隔着栏杆伸出的手，电影从这样一个侧面去描刻了战争背后普通群众的心理转变，这也扣紧了前面提及的那条主轴，我们能够以小见大，看到解放战争胜利的背后不止是军人，更有成千上万普通国人的帮助和参与，否则也不可能创造那么多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奇迹。

为了突出这场战役是“人民”的胜利，而不是某个英雄人物的胜利，管虎这次并没有费尽笔墨去创造一个主角，他选择用群像的方式，用一群平凡人做脊梁，带观众去接近那里的人间百态，写就一曲小人物的悲歌。

南岸的租界是如此，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看到过着悠哉生活的人们被战火裹挟其中。

北岸的四行仓库更是如此，那里的主角是524团，是800壮士，是仓库本身，绝不会是某个士兵、某个团长。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前不久在流媒体上映的《灰猎犬号》，80%的戏份和对白集中在船长克劳斯身上，其它船员则台词和戏份寥寥。

再看看《八佰》中带领524团奋战的团长谢晋元，除了个别几场戏，大部分时间与其它队友平分秋色。

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塑造恰好处于战争类型片的一体两面，没有孰是孰非，但最终决定怎么拍，一定是根据导演自己想传达的价值观和擅长的领域决定的。

这么看来，管虎想要表达的主旨就很清楚了——战争中哪有那么多大英雄，有的只不过是一群百折不挠、能屈能伸，被历史推着走，被战争卷入洪流的小人物罢了。

不得不说，选择“去主角化”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也一定会有人来诟病“人物塑造不足、角色弧光不够”，但至少我觉得，管虎在小人物的塑造上做的不错。

曾有人说过：只有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向往战争。

EA出品的游戏《战地1》被媒体称为最接近真实战争的一作。

在序章里，玩家的身份是战场上的无名士兵，在冲锋陷阵中被射杀后，便马上切至另一个士兵身上，就这样不停的在冲锋、死亡、冲锋、死亡中循环，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你在扮演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在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的老兵访谈中，老兵也提到，经常在战场上聊着聊着天，话没说完，身边的人就突然被杀了，根本由不得他去慷慨陈词喊出爱国口号。

真实的战场就是这样——残酷、丑陋、混乱、丧失人性，好好的人被逼疯，每天都有士兵厌战自杀。

懦弱和求生欲是人类的本能，在本能的驱使下，人类面对战争的第一反应理应是抗拒的，面对袭来的枪炮子弹理应是恐惧的，面对生死的拷问理应是选择生的。

为了表现出这些真切的人性，管虎特地剑走偏锋的选择了一群杂兵作为影片主要角色。

其中有被冲散的神枪手、有被抓回来的逃兵、还有农民、小孩和没有拿过枪的文职工作者。

他们跟我们想象中的战争英雄相去甚远，每天就想着怎么逃跑保命，甚至还骂骂咧咧的埋怨舍弃他们撤退的几十万正规军。

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胜利正是由这些人的尸体堆出来的。

无论最后是自愿还是被迫，他们都走上了战场，最后或许像老铁一样被感化成为奋勇抗战的一分子，或者像端午一样沦为几百万伤亡数字的其中之一，又或者像老算盘一样活下来成为见证者。

他们终究只是时代潮流中的一粒尘沙，多数人连名字都不会被人记住，但存在的渺小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雄，即使他们能留下的只有写着“舍生取义，儿所愿也”八个大字的遗书。

整部电影里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同样来自小人物——陈树生和一众士兵捆着炸药排队跳楼，瓦解了日军炸毁仓库的意图。

他们有人喊着自己的出生地和名字，有人喊着”娘……孩儿不孝“，没有过分的煽情，没有怼脸的特写，也没有刻意渲染的慢镜，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叙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不经雕琢但荡气回肠的场景，甚至比高潮的垃圾桥逃亡更震颤灵魂。

每一场战役的胜利，都要用不计其数的牺牲交换；每一场战争的胜利，背后都是累累重重的尸堆。

这让我想起了《进击的巨人》中埃尔文团长所说的那段话：同伴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吗？

不。

为那些士兵赋予意义的是活着的人，我们将会在这死去，将意义托付给下一个生存者，这正是唯一能够对抗这残酷世界的方法。

从结果来看，这场战役无疑是败退的，524团不过是组织用来拖住敌军、获取国际社会信任的一步棋，这场保卫战也只是演给人看的一出大秀。

这让战士们的牺牲看起来多少有些荒谬。

但仔细想想历史不外如此，就像电影里所点出的——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

管虎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一点，而是用审慎而敬畏的反思去选择直视，可看出其格局之大。

电影的最后，摄像机带着我们远眺仍然矗立于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遗址，这饱含深意的镜头仿佛在说：不管岁月如何更迭、科技如何进步，那些大人物、小人物们所做的付出，都终将被历史、被时间、被我们记住。

前言《八佰》是真的坎坷。

上映前，经历了导演微博、撤档、删改种种风波，这就注定了这篇影评在说电影本身之前，还要把电影外的这些风波说一说。

不然，这些风波就会干扰大家的判断，大家就没法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部电影，就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

我在说这些的时候会坚持两点：第一，实事求是。

我不会捕风捉影地对任何人的政治倾向做不负责任的揣测——说实在的，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错误的历史观，不然它也不可能过审；类似地，大家也不要对彼此随意诛心，不要说表扬这部电影就是“洗白”KMT，不要说批判这部电影就是枉顾士兵牺牲。

第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电影本身，与电影之外的风波，应该一码归一码。

所以接下来，本文大概会分为这么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戏外风波：主要谈一下我对导演微博、撤档、删改这三方面的看法。

第二部分，战争：主要评论一下电影中的战争部分，包括史实、战术、武器装备。

第三部分，情绪：主要解读一下电影中较为直观浅显的主题，如和平、牺牲、爱国主义等。

第四部分，政治：主要解读一下电影中更不易觉察的主题，即政治。

在第一和第四部分中，我还会对现在网上流行的两种错误观点进行批驳。

一、戏外风波《八佰》的戏外风波大概有这么几个关键节点：2019年1月23日，导演管虎发了条微博，是与时任国军88师师长孙元良（也就是“八百壮士”的师长）之子、台湾演员秦汉的合影。

字里行间喜气洋洋的，很容易让人以为遇到了民族英雄之后什么的。

2019年4月17日，“电影八佰官微”宣布，影片定档7月5日。

2019年6月14日，“电影八佰官微”宣布，原定于次日作为上影节开幕片的《八佰》，因技术原因取消。

流出的票根显示，其片长为160分钟。

2019年6月25日，“电影八佰官微”宣布，取消7月5日的公映。

2020年8月14日，《八佰》大规模点映，片长147分钟。

（一）导演微博先说导演管虎这条微博——这绝对是个昏招。

至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缺乏作为公众人物应有的自我约束意识。

但，我要再次强调，电影本身没有反映出任何错误的历史观（这一点将主要在第四部分论述），因此这次微博翻车要和电影本身分开来看。

那些一个劲儿喊电影“洗白”的人可以歇了。

（二）撤档再来说说电影撤档。

这时候另一拨人又粉墨登场了，他们说，电影撤档是因为CPC无法容忍出现描述KMT抗战正面形象的电影。

我说come on，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而且导演管虎自己在接受爱奇艺娱乐采访时明确表示：“电影审查其实没有问题，《八佰》（撤档）也不是电影审查的问题，所以这都是外界传的。

（撤档）是时局造成。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

比如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制作，就长年受中美关系的制约，暂时不拍不代表忘却。

至于《八佰》所面临的时局是什么，咱不知道，所以不加妄议。

但至少，那些有受CPC迫害妄想症的人也可以歇了。

另外，会不会是导演之前的微博导致撤档呢？

我个人推测，不是。

如果1月这件事有那么大影响，电影可能连4月定档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这条微博，大概也不可能对“时局”有多大影响吧。

（三）删改160分钟与147分钟，差了13分钟。

网上确有流传一些文章讲述电影删改前后两版是什么样，如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2797170/。

我在这里仅提炼一些关键不同之处：第一，上影版租界里有一个台湾籍平民，阮经天饰演，说汉语，后来看到日军屠杀，用日语喊住手，被其他中国人发现，误作日本人或汉奸吊死。

公映版删除了这个人物。

第二，上影版里国民政府旗帜镜头较多，且特写也较多。

公映版里镜头较少，且特写也较少，但仍有旗帜的中远景完整展示。

如果说这样就是抹杀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那这功绩也太好抹杀了。

再说，国民政府本就是既有一定对外抵抗，又有残酷对内镇压，现在只是少了它几个旗帜镜头，很委屈吗？

第三，上影版为黑白，公映版为彩色。

仅就这篇文章来看，做出的删改对影片原意没有构成根本性、原则性的改变，也从侧面佐证了导演管虎所说的“电影审查其实没有问题”。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阮经天角色的删除，因为这个角色反映了被割让领土的中国人民的矛盾痛苦，也针对现在大陆与非大陆地区的关系起到引人思考的作用。

（四）总结现在来总结一下本文主要反驳的两种观点：第一，这部电影并没有“洗白”KMT，这一观点主要在第四部分反驳；第二，这部电影也没有受到“迫害”，这一点本部分已经做出了反驳。

大家完全可以将本片作为正常电影来欣赏。

当然，如果有人拒绝相信我收集的论据，那我也没有办法。

二、战争终于说到电影本身了。

既然是战争片，我们就先从“战争”的角度来说。

本片对抗日时期战争场面的还原，在同题材战争片中算是相当高的了，当然主要是同行也不太争气。

（一）史实复原首先一个较大的争议是电影是否夸大了战斗规模。

先说说中方记载的双方伤亡，这里参考谢继民2010年出版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其中写道：“谢团副说：‘全体壮士实为420人，其中十余名殉难，余受伤入医院治疗，撤退时为377人。

’……以后在撤往租界时又有22名伤亡，进入孤军营时共有355人。

”“四行孤军在四昼夜战斗毙敌二百余人，伤敌无数。

还炸毁敌坦克两辆，炸伤两辆。

”然后是日方对己方伤亡记载，这里参考海军省教育局1940年出版的《Z（hi）N（a）事变尽忠録（第三卷）》。

其中记录：四行仓库附近战斗的死者为海军特务少尉，田中士陆。

这大概就是“四行仓库保卫战日军仅阵亡一人”说法的来历。

鉴于我不是历史专业，我在这里只列出材料，不做评判。

不过，即使是看中方资料，影片也夸大了国军的伤亡情况，这个其实没有必要，不如多交代些他们生还后的不公待遇。

此外，电影对一些战斗中发生的史实有比较到位的复原，比如纵身一跃的陈树生、在对岸打手势举标语提示日军攻击方向的百姓、国军撤退遭探照灯和机枪堵截，等等。

（二）战术与武器装备复原电影对战术的表现比较缺乏，这好像也是国产战争片的通病。

一是只要到楼内作战时，剪辑就比较混乱，总之就是一通混战，根本不知道进攻方向哪进攻，防守方在哪防守。

就问一个最简单的，从电影中你能看出四行仓库有几层吗？

更不要说国军在这几层是如何配置守备的了。

再就是最后撤退时，真是灾难。

其实，史实在这里给电影出了一道难题。

因为国军在撤退时并不是向南过苏州河上的新垃圾桥，进入公共租界——因为向东过了西藏路，也是公共租界！

日军是真的难，打四行仓库简直就是在鸡蛋上跳舞。

那么，日军探照灯和机枪虽然封锁了西藏路，但是在射击间隙，国军仍然可以穿越这条马路进入公共租界；而且国军过马路时还不停地垒砌掩体，大大减少了后续伤亡。

电影不这么拍，可以理解。

电影为了简化叙事，没有提东面公共租界的事；而且为了突出对比天堂与地狱、保护与被保护，显然只强调苏州河两岸比较好。

摄影是真的棒！

所以，过马路就变成了过桥。

但是，拜托，没有这么一窝蜂乱哄哄往回冲的吧？

一是伤亡大，二是让对面民众看了像什么话？

在民众面前背对日军，还被日军射得东倒西歪，这还咋鼓舞民众啊？

显然这里的改编处理得太过敷衍了。

最后电影的结束也过于仓促。

电影对武器装备的复原要更好一些。

湖北保安团背的枪是“汉阳造”，德械师用的枪是“中正式”，不一而足。

不过中国抗战电影对狙击枪的迷之执着要改一改了。

另外，围攻四行仓库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们在电影中也出现了，就是那些蓝军装日军，不过他们不是战斗主力，这也比较遗憾。

三、情绪电影的感人程度大概可以打满分。

感动来自人，主要是三种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将士们——真正的勇士，保家卫国，视死如归。

我哭了，你呢？

湖北保安团和其他杂牌军的散兵游勇们——大多只是普通农民，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中。

有的人选择苟且偷生，有的人选择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还有的人选择成为保家卫国的英雄。

无论是哪种人，似乎都让人潸然泪下。

公共租界里各个阶级阶层的市民——从最初的冷漠、看戏，到最后游行呐喊、加油助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绝大部分角色都怀有一种最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那个年代，在绝大多数人都不懂阶级、不懂辩证法、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是这种朴素的、本能的精神让整个民族坚持了下来。

这种精神不值得被歌颂吗？

当然，电影也没有讲这种精神是万能的。

那些散兵游勇，最初几乎都是在高压打骂之下才不得不拿起武器作战；侯勇饰演的一直在阳台上观战的知识分子，最后尽管愤怒，只能拿起一杆老枪漫无目的地开火，发泄心中的屈辱。

这两方面，恰到好处地刻画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甘屈辱、却又迷茫无措的精神面貌。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说的意象：白马。

它为这部铁血电影增添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我倒不觉得出戏。

它象征很多东西：对和平安宁的渴求、中国军民坚韧不拔的坚守，还有胜利终将到来的希望。

当然，就算不去解读白马，电影所包含的情绪也相当全面了。

四、政治谁都知道，战争背后都是政治；所以战争片，也必然有政治观点的表达。

说实话，在见识了《八佰》上映前的种种风波之后，我对它的立场是有疑虑的。

我担心它只流于一种肤浅的热血勇敢或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这些很重要，但并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更担心它可能倒向错误的历史观。

我前文一直在反复说，它没有错误的历史观，也不只是朴素的爱国主义。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说：它还有什么？

我还看到过某个对本片的批评，就是对战场对岸的“无关”角色刻画太多。

这可实在是太滑稽了。

在这场战斗中，没有哪个角色是“无关”的。

我们再来说说一个与战斗更“无关”的情节：来自湖北保安团的十三岁娃娃兵“小湖北”被带到四行仓库楼顶，与谢晋元见面。

谢晋元问他姓什么，答曰姓朱，并且自豪地说是朱元璋的后代。

这时谢晋元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知道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小湖北”语塞，谢晋元也没再说下去，这个谈话就到此为止。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安排这句台词的本意到底是什么，但我当时有一些自己的联想。

南明亡于清，毫无疑问。

但明朝的土地与人口是清朝的很多倍（恰如中国是日本的很多倍），为何会亡？

如果采用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明朝的广大人民作为被统治者，要么与统治阶级矛盾尖锐，要么并不在意谁来统治他们；而清朝统治阶级成功地在政治上分化了明朝统治阶级，与其中一部分联合，攻灭了另一部分，然后共享胜利果实。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一样存在这个问题。

明朝是封建社会；抗战时期的中国是半封建社会。

广大人民没有觉醒，比如张译饰演的老算盘，贪生怕死，只想回家娶老婆种地；早期在苏州河边看热闹的群众，典型的鲁迅笔下“看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也不要把这归根于什么“劣根性”。

电影没有表达出（因而也比较遗憾）的是，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并不享有这个国家的权利，也就没必要履行对这个国家的义务。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日本大资产阶级、英美法大资产阶级，有什么区别吗？

给谁干不是干呀？

中国是什么呀？

中华民族是什么呀？

我把日本人赶走，中国老爷们就不杀我父兄、辱我妻女了吗？

所以1937年，毛泽东同志才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要实现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

只有让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一部分，人民才会为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去斗争。

明朝的地主投靠入侵者，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样投靠帝国主义，成了买办。

所以这时的中国又是半殖民地社会。

“八百壮士守四行”，是一场戏，一场主要做给西方列强主子的一场戏，电影通过灯红酒绿的公共租界、上蹿下跳的列强记者、高高在上的观察飞艇、反复出现的京戏皮影戏，还有最后向谢晋元传令的特派员，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电影还有一个桥段：中国军队这样卖力地演，西方列强们仍然在布鲁塞尔会议上采取对日绥靖政策，出卖了中国。

这些都说明，电影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它向观众表达出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不过是英美利益的代言人，而西方列强并不在乎中国人的死活。

任何攻击本片“洗白”KMT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其中大部分人都顽固地拒绝观看本片，因而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飞艇上还用英语印着“美好的一年”（大意如此）之类的宣传语，对西方列强的讽刺力度足够了。

当然，又有一些极端“热爱”KMT的人会说，中国力量那么弱小，借用西方列强的力量不对吗？

对。

抗战中，就连中共也会与西方列强合作。

但在整个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摆明了是彻底依赖西方列强，幻想靠坚守换干预，结果部队几乎被合围，撤退也变为溃败。

这是对前线将士的不负责任。

电影也没有避讳国民政府依赖西方这一点。

当然，又有一些自以为“又红又专”的人会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表演战，又没捞到西方列强的同情，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去拍它呢？

为什么不拍台儿庄、抗联呢？

对不起，真·共产党员不这么看。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说：“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途，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

”看到没有，“八百壮士”，不仅是“革命典型”，而且要“广为传播”。

毛主席可没有在这里斤斤计较，哎呀是不是会“洗白”KMT呀！

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为什么呢？

为什么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怕宣传“八百壮士”？

没错，“四行仓库保卫战”是表演，主观上，是中国老爷们表演给西方列强老爷们看的，那又如何？

客观上，“八百壮士”仍旧付出了牺牲，仍旧起到了鼓舞中国人民的作用，仍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座丰碑。

矛盾都有两面，共产党人最讲究一分为二，而有些自以为“又红又专”的人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结语这篇影评除了评电影，其实更想评两种看上去截然不同、实际上殊途同归的观点：批判本片“洗白”KMT的观点，以及认为本片受了“迫害”的观点。

我觉得看过本文，大家应该能知道它们错在哪。

而单就电影来说，本片在战争场面制作和情绪调动上做得很好，在战争细节的复原上有所欠缺，对这起事件的历史背景与意义的交代基本到位。

完全值得一看。

最后，简单地说一个全片印象最深的镜头：赵子龙孤军冲阵，虽千万人吾往矣。

参考文献[1]张文雄，《时隔一年，<八佰>究竟改了什么？

》，毒奶电影，https://mp.weixin.qq.com/s/s7rQmBar7UTKLhIOo5A5yA[2]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团结出版社，2010[3]日本海军省教育局，《ZN事变尽忠録（第三卷）》，1940[4]侠之大者，《四行仓库保卫战时间线》，https://zhuanlan.zhihu.com/p/107464162[5]荆楚网，《“八百壮士”幸存者生前回忆：四行仓库激战四天四夜》，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01/c_127863675.htm[6]历史研究，《地虽弹丸能顶天──四行仓库地缘探析》，https://www.sohu.com/a/313532154_523187

1995年，老家小城遭遇了一场大洪水。

泄洪前一晚，我们投奔了姑姑家。

姑姑一家住在七楼，洪水无法漫上来，但人也被困在了楼上。

那一年，我五岁，对灾难并无具体的意识，只记得我每天百无聊赖地从窗口向外望，不远处就是堤坝，隐约能望见抗洪人员垒砌沙袋的场景。

抗洪之惊险，是长大后查阅相关资料才有所体会。

但年幼时的我，并未感到害怕，只是莫名坚信洪水一定会退去，一定会有人保护我们。

2020年初，疫情突至。

我和我的家人很幸运，均不在重灾区。

我们通过互联网观望一线的抗疫进展，并在观望之后参与到这场战斗中：募集资金，联络防护服厂商，对接需要帮助的医院。

从未想过，再次坐在电影院里，已经是半年以后。

测体温，扫描健康码，入场后每两个人都要被一个空座位隔开。

更令人百感交集的是，电影院重新开张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八佰》，关乎家国情怀，关乎一场被观望的战争。

《八佰》描绘的是群戏，几十个角色，军人、平民、记者轮番上场，各有各的故事。

但为了不显得凌乱，影片对视角进行了切割，而苏州河的取景过分巧妙，从地理上强化了这种远观的感觉。

第一重观望，是四行仓库内的士兵们对租界内的观望。

以欧豪扮演的端午为代表，大部分士兵并未到过上海，且对上海有一种单纯的向往，甚至有人选择加入这场战斗，只是为了亲眼见一见上海。

此时的租界内，酒绿灯红，仙乐飘飘，繁华得近乎失真。

在士兵们心中，租界就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最高想象。

影片前三分之一，苏州河两岸几乎是完全割裂的，导演在打光、布景和配乐上也强化了这种割裂。

“那边是天堂，这边是地狱。

”第二重观望，是租界内的人们对四行仓库的观望。

导演不吝惜大量镜头，丰富了平民群体。

中产阶级的太太们围坐在桌前，搓着麻将，苏州河对岸的战况不过是她们打牌间隙的谈资，甚至不如房产信息更让她们感兴趣。

小生意人照常开着早餐摊，偶尔也关心一下战事，但更多的还是担心自己的生意是否做得下去。

小孩子们站在河边向对岸张望，对近在咫尺的惨烈懵懂无知，脸上洋溢着童年的天真烂漫。

歌女和戏班的镜头被不断强化，除了渲染一种“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气氛，更多了一些隐喻色彩——租界内维系的不过是表面的和平与繁荣，老百姓对待战争是置身事外的，四行仓库内发生的一切，之于他们都像是一场被品头论足的演出。

第三重观望则显得特殊一些，是记者们透过镜头对这场战斗的观望。

此时，无论是中国记者还是洋人记者，都留守在租界这个安全区域内。

他们比普通平民更关心四行仓库内的动向，但是目光仍是一种旁观者的冷漠。

他们喝酒、赌博、聊天，不亦乐乎，等到对岸有动静了便赶忙举起镜头，以期拍下一鸣惊人的新闻照片。

战争在他们眼中，是良好的摄影素材，是自己职业生涯中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资本，他们取景框内的事物此时依然缺少人文主义的温度。

《八佰》的群戏，像一幅长画卷徐徐展开，记录下了战争阴影中的众生相。

大大小小的人物轮番上场，如果只看一遍电影，你很难记住里面每个角色的名字。

甚至很多时候，名字是被弱化的，只有在人物赴死之时，角色才会字正腔圆地喊出自己的全名。

最有冲击力的片段莫过于，四行仓库遭遇日军突袭，敢死队身绑炸药包跳楼与日军同归于尽，没有时间留下或缱绻或壮烈的遗言，他们一个接一个呼喊自己的名字，再一个接一个跳下去，血肉横飞。

名字不再只是一个称呼，它成为一段历史的指代，被赋予了异常悲壮的色彩。

分摊下来，影片中每个角色的镜头都不算很多，因此对演员的要求便更高——观众可以对一个小角色的一生一无所知，而演员必须知晓人物所有的秘密，才能给自己扮演的角色创造出一种深度。

如果说不同的观望视角将影片中的角色做了横向的分类，那么人物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则在纵向上为故事划分了层次。

《八佰》的情节推进，概括起来，就是从“观望”再到“参与”的过程。

苏州河两岸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开始尝试参与进对方的世界。

租界内的人的态度转变，大致有两个转折点。

第一次是日军对四行仓库投下毒气弹，毒气从水面上飘过来时，平民第一次正式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慌。

从此，“观望”变成了“凝视”，原本看热闹的氛围，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次则是日军丧心病狂地无差别扫射，平民死伤惨重。

这次偷袭，最终推了国人一把，激发出了国人的爱国之情，被动的“凝视”变成了主动的“参与”。

仁人义士赌上性命，为八百壮士送去电话线；女人们暂时离开麻将桌，捐赠物资；记者们不再满足于拍摄远景，而是深入前线，采集实时战况。

当天堂不再是天堂时，地狱也不再是地狱。

八百壮士对租界的参与也有两个明显的节点。

第一次是当逃兵。

端午与老算盘试图从水路出逃，最终因为被持枪者威胁而逃跑失败。

而岸上的平民误将他们当作英雄，对他们欢呼呐喊，放起了焰火。

这场戏几乎都是以端午的视角拍摄的，漫天焰火让人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却也在他心中埋下了英雄主义的种子。

第二次的“参与”则是全片最高潮，即撤离。

桥的这端和那端，彻底成为命运共同体。

观望者放下望远镜，端起了武器；戏者的鼓点与枪声和鸣；平民伸出手，准备迎接在枪林弹雨中幸存的军人。

影片在一只只手的特写中画上了句号。

历史资料上说，这是一场“虽败犹荣”的战争，《八佰》将侧重点放在了四行仓库保卫战对国民精神的激励。

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没有绝对的胜利与失败。

今日和平来之不易，记住历史，远比评说历史更重要。

终于看完《八佰》了。

关于这个片子，相关的影评分析比比皆是，那么我就不再凑热闹给大家分享我那通常来说不太主流的电影观点了。

我给大家来点实在的吧——既然《八佰》中有这么多优质的演员贡献了精彩的表演，那么我就基于电影最终呈现版本，以我个人的表演审美和表演理解作为判断依据，为大家列一个我心目中的《八佰》演员演技排行榜吧。

（注：本榜单会充分尊重演员的客观表演，尊重专业表演知识，本人将给出判断依据，但是任何判断都不可避免带有本人的主观审美喜好，如有冒犯，先行道歉，如有不同意见，都是您对，谢谢。

）

《八佰》，豆瓣7.8因为参演演员众多，所以我将按照区间进行排名分类，同一区间内排名无先后哈。

第一区间： （90分以上）入选演员：王千源、辛柏青、张译评选理由：王千源我个人认为《八佰》这个作品中表演最能代表影片气质的角色，就是王千源老师所饰演的羊拐。

原因如下：1、羊拐的人设是「老兵油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战场上不断地面对生、面对死的人，那么眼前的这一次战争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普通人想象中那么宏大。

对于当兵打仗的人来说，他们最清楚，每一场仗，都可能是最后一场，所以心理建设往往比较充分，换句话说，就是没那么多想的。

王千源的表演也充分契合了这一心理特点。

他在表演羊拐的时候，表情收敛冷静，情绪感比较弱，带有视死如归的底色，能够很好地折射出当时连年征战以及接连败战的历史背景。

我们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上看到那种「没有希望」的色彩，这其实很重要。

这样的演绎是能把故事背景抻开的。

另外，他的一举一动力量感特别强，他的力量感跟俞灏明、魏晨甚至杜淳的力量感都不一样，他的动作速度、整个肢体的协调性、打斗中的反应能力、以及面部肌肉运动，都极为果断流畅，这一点在羊拐用匕首割掉日本武士的喉咙时的片段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有力地说明了，羊拐的确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只有死神能培养出他这样的果断流畅，也只有这样的流畅果断才能不断地在死神面前活下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诠释的军人，是真的有战斗力，进而也让影片很有说服力。

2、人物的性格很立体。

「老兵油子」其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它是用来形容在长期的当兵过程中，行为举止变得比较「油腻」的人。

这种油腻通常表现为抽烟、喝酒、赌博、爆粗等等。

其实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油腻的演变，很多时候也是由于军旅生活过于枯燥所导致的。

羊拐那娴熟的抽烟姿势从侧面刻画了人物的这一点。

也是基于这种「老兵油子」的暴躁，王千源悄悄地就把人物性格做出彩来了。

比如要求辛柏青饰演的记方兴文给他照相，然后发现不能马上看到照片那里，他生气发怒还踢了小石子到方兴文身上。

踢完还继续问照片的事。

像个小孩一样。

那一幕其实节奏是特别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嘴硬的士兵，想要给他娘留下张照片，但是又由于不懂相机的原理，气急败坏的憨态。

这样处理，羊拐这个人物的鲜明度立刻就拉上去了。

因为他的柔软是被包裹在他的坚硬之中的，而且这种柔软和坚硬的心理根源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普通的男性，一个血肉之躯的平凡人。

包括后面他好奇摸女人是什么滋味，都是一样的根源，这些散笔再与战斗时他的硬朗朴实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完整干脆，没有一丝赘余。

辛柏青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辛柏青这个演员，但是一说到《妖猫传》中的李白，很多人就明白他是谁了。

稍微多说一句，我个人认为辛柏青老师在《妖猫传》里表演的李白是非常经典的，真真正正地演出了余光中写的「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诗仙气象。

然后说回《八佰》。

《八佰》中辛柏青所饰演的方兴文这个人，跟李白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他本质上根本谈不上任何忠义仁信。

他是一个情感色彩比较淡，内心态度比较冷的一个摄影记者。

而且对于他来说，苏州河对面的战场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他自己带来财富、信息、利益的工具。

但是，也就是在他出于利益诉求，带着相机走进那河对岸，亲眼见到那「地域」中苦苦坚守、苦苦挣扎的士兵们的时候，他开始被逐渐地撼动。

而且这撼动也是非常清晰的，从目睹士兵以身护旗，再到跟他们一起拼死过桥，他的行为一直很中性的——他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拿着相机去拍下来正在发生的一切。

__bk:4fgtg这就是我觉得辛柏青演得好的原因。

他不是通过哭喊去表达情感的，也不是通过外化的动作设计，而是很忠诚地做自己的本分，然后在几次关键的战斗时刻，适时做了非常明显的心理活动演绎：一个是护旗的时候，作为一个长期在租界活动的人，他可能没有跟「危险」和「正义」如此接近过。

那一刻，他倒在楼梯上，欧豪饰演的端午被枪打中倒在血泊中，李晨饰演的山东兵叫他来给端午拍照，他反应的那一下，是很准确的，那是他正在被眼前的一切冲击然后消化的一个真实反应。

再到后面集体冲桥，方兴文是蹲在人群中不敢冲的，这也很符合他的人物个性，然后在冲桥过程中，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冒死去捡起了战士们的遗物，那一瞬间这个人物就饱满了，大家瞬间就能感知到，他固然是一个更复杂更冰冷的人，但是热血未凉。

所以，固然辛柏青在这个片子里戏份不多，但是你能够很确定地感知，这场战役对他造成的撼动。

很克制，很高级。

张译张译老师的表演我一直很喜欢。

他的表演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一方面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细致而精确的呈现方法。

真的是很难得的。

在《八佰》里他饰演的是一个落跑的文职，叫老算盘。

很多人都在夸张译跟欧豪求情逃离的那场戏，的确，那场戏是很好，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更让我看到张译功力的地方，是另外两处：一处是第一次他跟端午游向租界，然后租界并不收留他们，而端午也毅然原路返回时他的表演。

因为我也暂时没有办法获取片源给大家做截图的呈现，但是你们之后可以倒回去看看那个地方，他那种马上就要够到「希望」却又无奈被打压了下去的无奈，特别地淳朴和写实。

他是一边看着租界，一边身子没有办法地朝着四行仓库退回去的，他的那种不情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个非常连贯的心理活动，把人物前后的行动连接得非常好。

对于大演员来说，这种连接有时候反而比高潮戏要处理得更小心，因为大演员之间的比拼，其实难的就不是单场戏的表演了，而是人物的完成度。

一旦连接不妥帖，人物就会断层，进而不成立。

另外他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四行仓库里，见到姜武被子弹在地的时候，他的神态：

这个地方的处理，我觉得比较特别。

它有点像周迅在《画皮》里面的一个处理。

在那个处理中，周迅就是借鉴了自己家的小狗的神态，来表达她饰演的小唯（妖）对于人间的「情感」的不解和探求。

张译这个神态也是一样，它是非常像小动物的，它带有一种与现实世界脱轨的色彩。

这种处理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把战争对于人的异化给展示出来了。

很值得玩味。

因为是张译的表演，所以我看得很仔细，上述细节他每一个都处理得非常精彩，但是吹毛求疵地说，也有一处地方，我认为可以处理得更好。

那就是结尾处，张译走下电车，看见对面士兵正在以命冲桥，他呆呆地看着对面，镜头扫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的处理对于老算盘这个角色的完成度，是有损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算盘的人设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贪生怕死、有一点点像老鼠的这样一个蜷缩的形象。

他不是一个恶人，也不是一个勇士，而只是一个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被吓破了胆儿的苟且偷生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他本性就是懦弱的、逃避的、不愿意面对战争与灾难的。

所以我认为，他最后应该也是没有勇气去直面对面那些他交谈过的、甚至拯救过他的、活生生的生命以被屠杀的方式，死在他眼前的。

即便是要看，他也不会是直愣愣地看，而是依然需要那种「懦弱」的色彩去包裹他。

因此，这是我认为张译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的一个小缺憾吧。

如果他最后能够在看见那一幕的时候，再多一些回避和不忍，我觉得或许能更上一层楼。

第二区间：（85-90分）入选演员：姜武、侯勇和梁静、李九霄评选理由：姜武姜武老师的表演就是一个字，稳。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表演有很强烈的话剧表演意味，举手投足也好，一腔一调也好，人物的起承转合也好，他的处理方法是很规整的，完全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观众也很获得新鲜感。

至少我并不觉得姜武所饰演的老铁，跟他以往的角色有大的设计思路上的变化，而对于这种很成熟的演员来说，表演技巧已经纯熟到了一定地步，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完成角色，而且还需要去拋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满足贪得无厌的观众。

出于这种考虑，我就把姜武老师归置到了这一档。

他的表演，有一点太安全了。

侯勇和梁静因为在片中侯勇和梁静饰演的是一对夫妻，也没有名字，就是交代了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教授夫人，所以我就放一起讲了。

侯勇老师表演功底扎实，最后忍无可忍从家里拿出枪射击日军的慌乱感，很到位。

观众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一只兔子咬人的感觉。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戏份的原因，大学教授的这个身份做得不够有说服力。

如果只看表演的话，这个角色理解为中学老师、退休文职等等很多身份，似乎都是成立的，身份上略微有一点不清晰，但这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长所限，不能怪演员。

梁静老师的表演我看得并不多，但是在有限的时长内，我认为她对于教授夫人这一身份做了尽可能详细地描写。

她的市井气，以及当她面对一个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这样一个丈夫的那种操心，还有对于金钱的态度、对于对面四行仓库的同情，她一点点的，都做出来了，戏份虽少，但一点也不虚。

李九霄其实我纠结了一下要不要把李九霄老师放到这一档里面。

他在《八佰》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刀子，是夜总会里一个小管事的。

平心而论，作为晚辈，他的表演技巧和表演成熟度都是不足以跟几位老师放在同一档的。

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就是他的气性。

这话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表演，就是演人」，对吧。

这话没有毛病。

即便你是演阿凡达，演哥斯拉，演奥特曼，其实本质上都是拟人化的，其思维逻辑和角色个性，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变式。

但是人，怎么演呢？

猫有猫道，狗有狗到，不同的演员，自然有不同的办法。

其中有一种很好使的办法，就是允许充分散发自己的天性。

一如章子怡在《卧虎藏龙》中的狠倔，一如汤唯在《色戒》中的忸怩，它们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气」的不同形态被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这种呈现，缺点是情感层次往往比较单一，但是优势是，它非常强烈，它甚至可以强烈到让人睁不开眼，让你放弃动脑，选择动心。

李九霄在《八佰》中的表演，其实就是充分符合这一规则的。

（当然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这样才这么出彩）他作为上海滩一个混混头儿，他既有一些骄傲，又呈现出一些无知——对于死亡的恐惧的无知——这正是他挺身而出的原因。

他的这个人物思维其实是很单线条的，就是看见这么个事儿了，感觉自己能行，别人不行，那就自己上。

生死什么的，他想的很少。

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像一把刚磨好的刀，渴望出鞘。

不然你们看他，挺身而出也就罢了，还要甩个外套耍个酷，多么青年（中二）的做法啊。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是以自身的质地的纯洁取胜的。

有点高配贾宏声的意思。

嗯，我喜欢他身上那股气。

第三区间：（80-85分）入选演员：李晨、欧豪、杜淳、郑恺评选理由：李晨李晨老师在《八佰》里面饰演的是山东兵齐家铭。

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一次李晨的表演远超我的预期，他在很多细节上的处理都更中性更舒服了，不再有特别拧着的感觉。

有一个情节我印象很深，是所谓的「逃兵」们，站成一排，有一个人说「我还年轻，我想活着」，说完就往外走，走的时候，跟李晨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如果是过去的李晨，我觉得应该会更用力一点，但是这一次，他演得很松弛，那个士兵看着他，他也看着那个士兵，他当然知道那个士兵离开这里就是一个死，但是他没有去演悲悯和动容，他很平静，但是又是很直接地看着一切在眼前发生。

还有两场一个是拉着欧豪开枪的那一场，一个是在窗口炸死敌人的那一场，节奏都特别好。

这一点他跟王千源一样，你能感受到他是打了很多仗、见了很多生死的，所以才会从容。

但是为什么给他归这一档呢，不是觉得他戏不好，而是跟前两档比，确实他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小问题，那就是太喜欢演好人。

真的，我就很难从李晨的角色身上看到阴暗面。

这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很不科学。

放到一个角色身上来说，就是更大的缺陷。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导演的问题、编剧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这就是演员的问题，因为演员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是有很多空间的，如果有空间而没有去发展，那还是说明演员的处理能力或者处理意识还有进步的余地。

欧豪欧豪老师在《八佰》里角色还挺重的，他演了一个叫端午的农民，想来上海看看，但是却误入四行仓库，最后英勇牺牲。

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好演。

不好演的原因是：第一、它要求人物质地干净。

因为设定是一个年轻的农民，精神上污染很少。

第二、它要求人物在四天四夜中有一个渐进的成长。

要如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让这种心理成长合理，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讲道理，人在巨大的危难面前，的确会产生很多很丰富的心理活动，影响人的行为举止，但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这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缓慢和有限的，比如你们看老算盘，他也受到了影响，但那个影响对于他的行动的影响就不大。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对于特别年轻新鲜的生命来说，这种影响可以是迅速的，侵入式的，因为他们年轻，所以他们容易被感染。

我认为欧豪在以上两个层面上，都做得很好。

他本人的感觉并不复杂，是干净的，同时他又有很强的感受能力，所以他能够很稳地去接住对手的戏。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并不跳戏。

话虽如此，欧豪现阶段在表演上，还是稚嫩了一点儿，他能够有现在的表现，一方面一定是自己很努力，又有一定的天赋，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手戏演员足够优秀，帮他也把戏托起来了。

他自己单人的戏份，给我的感觉总是根扎得不深，人物是大差不差的，但是欠缺魅力，欠缺前史，欠缺灵魂光芒，以他的天赋，他完全可以更有质感。

郑恺《八佰》中郑恺老师饰演的是陈树生，是那个在三小时攻城战中，身背炸药包跳到敌营以身赴死的青年战士。

在成片中他的戏份非常非常少，只有两分钟左右。

但是他确实是我全片最大的一个泪点。

我在导演的运镜和他自身的表演中，很真实地感受到了那种「较劲」。

用村上春树的话说，这种较劲就是鸡蛋跟石头之间的，是不计力量悬殊、我以我血荐轩辕的。

它很动人，很珍贵。

我认为这种动人，也并不完全是依赖人设，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物的意志力被郑恺准确地传递给了观众。

在我心里，郑恺一直是一个天才型的演员，他有特别出众的天赋，他跟李九霄一样，他的那种自我，特别强烈。

并且他还有比较成熟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影帝备选选手。

在张艺谋的《影》里面，他也是特别突出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好像并没有看到他在表演这件事上勇往直前，感觉后劲不太足。

略微有点惋惜。

杜淳杜淳老师饰演的领帅谢晋元。

怎么说呢，杜淳的表演基本功是特别扎实的，演什么基本上都没问题。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问题，一个什么都能演的人，他的个性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他能穿上很多角色的衣服，都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很难是最抢眼的那一个。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演员是一个感性材料，导演在选择这种材料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决定自己的影像风格，所以从电影导演的角度来说，电影导演往往更愿意选择有一些缺点，但是又有着强烈的亮点的演员。

因为这样做，作品更容易散发异彩。

杜淳就不太是这个路线。

他是那种细水长流型的，这个也是个性决定的。

说到杜淳演的谢晋元呢，就是很有范儿，很有劲儿。

但是也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在唐艺昕送来国旗之后，决定是升旗还是再坚守两天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我觉得作为手握四百多条人命的长官，他的心态应该是非常挣扎的，这种挣扎是他必须在内心中做出一个极为艰难的判断，他需要去解决一系列问题，那就是——到底活着为了什么？

到底这坚守有意义？

到底什么才是正义？

…….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要更纠结更煎熬的。

不会说是魏晨喊两句，他就决定了，有一点太轻松了。

导致他这个长官最后出来的厚度不太够。

有点小遗憾。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塑料普通话说得有点太刻意了…… 正面效果实在有限……

第四区间： （75-80分）入选演员：魏晨评选理由：魏晨我就很奇怪，怎么今天都在夸魏晨演技好呢。

他演的角色是班长朱胜忠。

这个角色从一出场，我就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后续要圆回来是很有难度的。

我很能理解魏晨希望这个角色身上能够被赋予一些狂妄的、乖张的色彩，把人物个性做出来，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作为班长这个身份来说，他习惯性地用吼叫、暴力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对待下属，这样是很难服众的呀。

而且他还为了塑造角色去减肥，这个出发点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个性，加上这个减肥后消瘦的小身板，再加上人物性格层面，也没有特别的闪光点，或者是特别的价值……那这个班长，你当得不害怕被打死吗。

（划掉）

在任何戏里，演员呢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处理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人物内在的各种关系，也包括人物外在的诸多社会关系。

而且另外一点是，在四行仓库这种很危险的作战情况下，其实人的精神压力往往是很大的，作为班长，因为要对底下的人负责，所以其实压力会更大，那么在谢晋元决定升旗还是坚守两天的时候，即便朱胜忠想要升旗，他的表达方式也应该去顾忌他的下属们。

因为「升旗」这件事是很沉重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命啊。

他说得实在是太轻飘飘了。

我明白他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率真，但是这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魏晨这个人物呢，在我看来就是比较单薄，很努力，但是力使得不太对劲儿，角色的可信度比较低。

第五区间：（70-75分） 入选演员：唐艺昕评选理由：唐艺昕虽然我很喜欢小姐姐的笑容，但是恕我直言，真的演得不行。

作为《八佰》中戏份最重的一个女性角色，唐艺昕的表现基本上完全浮于表面，止于表情——关键是还有很多特别不合理的表情。

基本上在我看来，唐艺昕在《八佰》里只做了一件表演，那就是——表演「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就是她的表演是非常不确定的，你能明确地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好像」二字，在疯狂徘徊。

她举着喇叭，你只能感受到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但是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是无法从她的表演里看出来的。

她所有的反应镜头都是如此。

你可以代入她看到了张若昀，可以代入她看到了白马，可以代入她看到了123456，但是你就是很难代入她看到了战争。

因为她那轻轻一蹙的眉头，还是有一些太幸福了。

真实的战争，是冰冷而残酷的。

但我不仅没有从她的表演里，感受到那种泯灭人性的冰冷和残酷，反而不断地感受到一种仿佛发自内心的……. 幸福？

这种幸福，在八百条逐渐被活活屠杀、灰飞烟灭的生命面前，还是显得…… 太甜了。

甜得让这片子都有一点无法负载。

因为不论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一场战争、这一个电影，它的内核归根结底是带着低沉的哀嚎的。

或许那也不是哭声，只是呐喊，但我怎么听，那呐喊都是舔着血的。

从个人情感出发，我很尊重唐艺昕在这个片子里的演出，但是从专业角度出发，我必须说，这表演实在是太苍白太孱弱了了。

总结我始终觉得，现在观众的确也越来越需要看到关于「表演」更清晰的标准和更直接的表达，创作者跟观众之间也应该建立更加平等和友善的关系。

这样，演员才真的有可能在艺术层面、在观众心中抵达某种经典与永恒。

没错，如我以上挑刺儿所示，演员的舞台，或许是一个比四行仓库更辛苦的战场。

每一个好演员也都是四行仓库中的战士——在那厮杀中他们亦向看客表明了决心——「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

」：）

观影前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因为知道删了18分钟。

这种害怕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观影体验会受到多少损失，而是害怕我们这一段人对评说那段历史会因为political因素而感到畏惧，害怕对那些真正流过血的人不公。

一条苏州河，两岸是战场和租界，亦是天堂与地狱。

这无关于剧透的事，这是每个中国人无论看不看电影都应该知道的事。

最早知道苏州河，当然是因为娄烨，把苏州河拍成了文青心中的朝圣地。

自然，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有无数机会在苏州河想一跃而下的美人鱼、看洗衣服的姑娘、唱张惠妹的《解脱》，尽情去无病呻吟。

但一旦回到历史里，把苏州河一岸变作人间炼狱，另一岸却依旧可以歌舞升平，不由自主就被拉入这个情境中，似乎我也是那租界里的平民。

大家害怕的是因为political因素而让历史失真，但看到一半，这样的担忧就被打消了。

真实是什么呢？

我们不想让他们因为简单的身份立场而被否定曾做出过的贡献，这是理想的真实。

而河对岸，租界那边，跟随申报记者的那一个长镜头里，才是真实的众生相：有人把保卫上海的战役能撑多久当赌局，尽情坐庄收钱发国难财；有人慷慨激昂上街游行高呼还我河山；有人提前大办白事会；贵妇太太们牌局不断，自然也要说说家产安置是否妥当的事。

这何尝又不是真实的你我？

平日面对社会不公都能安然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手指一划一切换条推送仿佛从此便与自己再无关系。

更有甚者，或想着从中受益，或慷慨激昂过后只能流于清谈。

活下来的将士被寄予厚望去治民族的病，但民族的病已是太久了，难道今天就没病了吗？

只是病了的你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你一点都不重要。

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接受洗礼。

这种洗礼并不是我要去认同谁，去选择依赖谁。

事实上，又有什么是值得你去认同或依赖的？

七十万的国军，说败就败了；偌大的东北华北，就那样拱手让人。

在上海一个小小的四平仓库里坚守着，只是为了证明上海还未沦陷。

证明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团去国外热脸贴冷屁股时更有底气，证明中国人还能在这场战争里堪大任。

而比利时的会议因为一个受贿案说贻误就能贻误几天，对于这四百号人，命白没了那么多，提着脑袋做的事也几乎白做了。

你说作为同胞和后生，坐在电影院里我能不生气？

洗礼不是为了靠不住的任何人，是为了自己的信念，所以我才说《八佰》是一部史诗。

电影里几乎所有角色，包括对岸的民众，都在电影里接受了洗礼。

而带给观众的，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极大冲击和震撼。

你告诉我，坚守这里的意义是为了给你们的狗屁会议拖时间。

所以对岸女学生赌上性命送来旗帜，一面代表国军不退、上海不陷、民族不灭、国家不亡的旗帜。

我升是不升？

我升是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家的地盘，所以我就要升起代表我国家的旗帜。

任你飞机炸药破我楼，夜袭也好毒气也罢。

我护旗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妄图打败我的人、等待我唤醒暂时还受我保护的人、那些冷漠的看客，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些人就在这里，用血肉和意志筑起上海最后一道墙。

每一天太阳升起时，每一次战争发生时，五千年文明，一千一百四十二万河山，四万万人民，不计代价，不死不休。

我死了，还会有无数接受过洗礼的人顶上。

这才是意义，对于这样的人，用任何political立场，任何身份，任何狭隘的标签去定义他们，以及妄图否定他们的贡献和付出。

都不止是可耻的，还更是愚蠢的。

至于那面旗帜，是决心的象征，并不一定就能证明其他的问题。

所以任你如何去剪，这一种精神是无法剪掉的。

当然我相信他们也知道这无须剪掉。

不止是壮士，还有人民，尤其是从百姓到壮士转变。

士兵里的人也形形色色，逃兵一开始都无法开枪，有做文职的、有好吹牛的、还有的就是那些仅仅想活命莫名其妙做了兵的平头百姓。

你可以说，他们所蜕变的原因完全是生存本能，但这又有何可耻？

这世上又有几人生来就是英雄？

你也可以看到，赵子龙也只是戏台上的唱念做打而已，可那端午、小湖北、羊拐、老铁，哪个最后又都不是护着国的赵子龙？

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那些人，总归是捐了钱，捐了物，也有以身赴死的。

就算是楼榭上一直静观战况的书生，也忍无可忍的开了枪。

当然全片唯一的非线性叙事，也叙述出了理想背后的残忍。

那些人根本就是在拿人命当秀。

我在这里不死不休，护的是中国人，维护的是你国军最后的颜面。

你却仅仅只是拿我当一场你利用的秀。

这当然关乎河对岸的人怎么看，这也是在给全国人民证明没有放弃，我护着你腐烂的大楼最后一口气。

你却仅仅拿我当你谈判的凭据，仅仅觉得我这是一场表演，你都没有向国人表露出任何你要坚持到底保家卫国的决心。

世事凉薄薄如此。

这个世界总会亏待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们所卫的道不会被人理解，尽管他们所卫的道更多时候是给他人做了嫁衣。

你看那青史堆叠几层，活下来让你记住名的哪个不厚黑，哪个不是在教你自私自利。

但总会有人去传颂你的故事，歌颂你的精神。

有人可以拼了命的护住你的遗物，只因为你决然赴死时选择了他托孤。

有人可以搁置立场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做了什么，甚至是为了救你而冒着风险去开枪。

尽管你的真实姓名并不会为人所知，但你已经谱写好的史诗永远都不会褪色，也不会因为受到任何影响而褪色。

你也会化作一个符号，一个图腾永存于那些永远铭记你的人心中，世世代代。

比如就叫《八佰》。

这注定，注定，注定是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

它就是遭遇撤档删改如今高热度和高关注度上映的《八佰》。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如果一部华语电影火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争议，这种争议似乎不可避免，从《战狼2》到《我不是药神》，从《流浪地球》再到《八佰》。

尤其是这部《八佰》，遭遇了撤档删减，合影风波，意识形态，历史还原程度，视角思维观点的种种杂糅，从而形成了今天评论这部电影，大部分热门的点评，已经脱离电影本身以外很远。

给我的感觉就是突然人人都成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真实细节了如指掌，巴不得自己是从那段历史穿越过来的人。

所以为了求生欲，我得再次强调影评就是一个很主观的表达，各位爷可以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到连看都没看过《八佰》，就从心底里觉得《八佰》是垃圾，一开始就抵制，以及享受锤《八佰》锤到死的快感的人，就可以不要往下看了。

我承认自己对历史研究不深，也对电影之外的一些新闻和八卦不感兴趣，所以我这期视频，更多是从电影本身去点评《八佰》，但毕竟这是一部真实历史改编，大背景总是要简单交代一下。

（会涉及剧透）影片背景历史发生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该战争打响了中国抗日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八一三淞沪会战也宣告中日进入全面战争阶段。

该战役中国方面投入80多万人，伤亡大约25万人，日本方面投入20多万人，伤亡大约4万多人。

《八佰》的故事，讲的就是淞沪会战的尾声，国军的第88师262旅524团第一营，还有一些临时编制进来的士兵，一共420余人，奉命留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军。

但当时为了迷惑日军，同时也为了纪念之前团里牺牲的战友，所以对外宣称有800人，这就是八佰的由来。

那么为何选在四行仓库，因为不管从军事和国际影响来看，四行仓库都是相对最好的地址。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苏州河北边，这里是银行的仓库，存放的都是银行物资和抵押品，所以我们在影片中，能看到和粗糙仓库不符合的物品，比如仓库放着地球仪大三角钢琴之类的。

但四行仓库重在是钢筋混泥土建构，墙体牢固，而且四行仓库有五层楼高，四周作战范围基本没有比它高的建筑，所以在军事作战上，四行仓库够坚固好防守，楼层高等于占据有利高地，是易守难攻之地。

但就算再易守再难攻，面对日军精良的部队和人数，国军400多人也完全不会有胜算，所以四行仓库战役的政治意义就更为凸显了。

四行仓库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南边和东边，就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民众和国际人士都能目睹和“直播”这场战役，造成国际舆论。

而当时的国际背景，在布鲁塞尔准备召开《九国公约》后续有关会议。

老蒋想利用该战役，来博得国际社会抑制日军，但这一切终究是高层政治美丽的幻象泡沫。

当然，这场战役也让河对岸的同胞亲眼目睹全程，从而唤起各阶层人士爱国热情，之后同心协力抗日。

而四行仓库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时局和背景下发生的，但不管大格局大背景对这场战役的动机和用意是什么态度和解读，牺牲的战士才是《八佰》这部电影所歌颂的。

即使这场战役是一场“秀”和“表演”，那也是八佰烈士用生命演绎的。

有人说《八佰》不符合真实历史细节，好多地方都被虚构甚至篡改了。

如果战争题材影视作品都要原封不动照搬真实历史，那么我想说全世界的战争类型电影都别看了吧，有人好心劝说，想看真实历史就去看纪录片，要我说纪录片也未必全面和真实，因为纪录片也一定程度带着主观解说和选择性让你看什么。

说回《八佰》电影，毕竟它是电影，电影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要有技巧和目的的，而这些技巧和目的是需要人为去编织剧情中的起承转合，还有为塑造立体饱满的角色服务的。

《八佰》毕竟是一部投资巨大的主流商业大片，这个没人反对吧，影片不可能太跳出传统编写剧本的架构，去极力迎合真实历史细节，然后舍弃一幕幕一场场戏编织起来的戏剧张力。

而且再说了，就算影片真的做到追求还原真实历史细节到极致，也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指出，这还不够，还是和真实历史有差别。

而且《八佰》这样的大制作，在制景上硬生生给挖出了一条苏州河，还实景搭了苏州河两边的街景，还有特效，服装，道具等等全部都按照中国最顶尖的电影工业级别来，片中因为当时士兵重组频繁，还有不少士兵自天南海北增援上海，大家都说着各种口音，这样的种种还原，起码写实感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所以说，我认为从《八佰》要表达的核心价值来看，影片为创作做了改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更何况，真的又有多少人能拍着胸脯说，能全面清晰完整的还原历史呢。

那《八佰》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实影片传达得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不要忘记曾经为国牺牲的烈士，现在的和平是靠着曾经残酷的战争换来的。

所以《八佰》珍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这样的大格局历史转折点之下，没有去用更高层的历史人物，去烘托大格局，而是把视角放在四行仓库保家卫国的士兵上，甚至连谢晋元团长，也没有浓墨重彩去刻画，而是平均在了更多无名烈士的集体抗战信念里。

这样的信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满腔热血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而是有着真实的循序渐进的叠加和转变，从而营造出了更真实，朴素和共情爱国民族热情。

日军方面的塑造，在影视创作上属于反派角色了，但影片也没有去刻意丑化日军人设，来烘托四行仓库壮士的悲壮和英勇。

在让观众了解日军战斗实力时，也不是像以往抗战神片那样，日军都是胆小如鼠身形娇小，相反影片采用了实力悬殊的压抑代入感。

影片中一名申报记者去到日军营地时，观众能看到日军戒备森严言行律己，有士兵拿着油桶举重，也有士兵直接拿真人做行刺训练，大量士兵对爬梯突袭四行仓库也做着演戏，还有后来从下水道咬着刀偷袭的纹身日本兵，个个身型都壮得跟头牛一样，这些都说明，日军的实力不容小觑。

日军这样的形象塑造，反而在两方对战国军取得阶段性胜利时，更突显国军战士的英勇抵抗，以及是付出了多大的惨痛代价。

而且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影片也没有去渲染过多的仇恨情绪，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段是部队逼着逃（新）兵打死日军俘虏。

欧豪饰演的端午和姜武饰演的“瓜怂”，一直有着强烈的抵触（杀人），这样的抵触不是他们不恨日军，而是更能体现常人的真实反应，我们能看到日军也有不怕死和怕死的，影片对于“反派”的进一步刻画，也从中反应战争的残酷性。

而残酷性中最让人触动的，当然就是壮士一个个跳下去炸毁日军防护那一段，那些壮士不断报名字的时候。

那些跳下去的每一位士兵，他们是儿子，可能也是丈夫，可能还是父亲，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多余的。

可以说，影片的前面三分之二，可谓是一气呵成，影片在调度上做得很成功，角色关系出场和衔接，由角色再带出战争时局和背景，然后再顺推到河对岸租借的百姓同胞，那些百姓从开始的看戏心态，到最后各行各业各阶级团结一致，这些都调度得自然而且生动。

要知道，群戏在影视作品中是很难调度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电影时长的限制，一般一部电影2-3小时，在这个时间内，想让观众对1-2位角色从一开始的陌生，到最后产生认可和共情，还能被打动就已经很难了，更别说《八佰》中20多位角色，其中至少7-8位角色戏份还很重。

在描述主要角色中，影片对角色塑造戏份没法建立太丰富这得承认，因为要刻画的人数太多，但也算是做得够精准的捕捉每个人的特点，联系剧情但又能让大家看到角色转变。

比如欧豪从开始的愣头青年，到后来变成一位决心奋勇杀敌的战士。

姜武从躲着不敢面对的瓜怂，到后来变成举起铁刀唱起《定军山》。

王千源从开始的事不关己，到舍身救人护旗。

众多的角色和人物形象，最后汇成民族凝聚之力。

当然，《八佰》也不能说是完美的华语战争电影，但凡是部电影，它就有遗憾和不足的讨论空间。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说的是前面三分之二，影片流畅自然，但差不多从接到命令撤退开始，也就是影片该做的升华部分，却在各方面综合指数都有所下滑。

这让人想到是否是删减原因，我看了好几篇删减戏份的对照文章，大致意思是删减基本没有太多情节的改动，尤其是大家认为会被截肢的升旗护旗部分，其实基本也保留了。

但我可能比较有原版洁癖吧，对于我来说哪怕删减一个画面一句话，那或许整场戏甚至整部电影的观点和态度都会产生变化，哪怕是很微妙的，就像是《盗梦空间》里的植入转变概念的过程。

不过我没看过未删减版，所以也不好说是否是删减原因。

从公映版本来看，有不少人提到后面的三分之一，管虎其实走了一个反高潮处理，如果你看过管虎其他的作品，他玩反高潮结局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讨论研究下。

反高潮anticlimactic在剧作是专门的学问，用得好会很高级，但用不好就会觉得拧巴，所以反高潮anticlimactic也被戏称为“虎头蛇尾”，但这里的“虎头蛇尾”是褒义词。

并不是一部电影的结尾比较弱，就觉得是反高潮出来了。

反高潮就是刻意用一种简约但不简单的方式冷处理，寻求给观众留白和思考的空间，这样的手法通常用在文艺片居多，因为创作者认为克制比激烈要高明。

昆汀的《低俗小说》结尾片段就是这么做的，把比较一场对话戏放置在了结尾，把应该放在最后的高潮戏放在了中后段。

让我们说回《八佰》，很多人说四行仓库战役的真实历史就是撤退，天然就有反高潮处理的基因，因为撤退肯定没有冲锋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结合前面解释那么多反高潮处理来分析，我认为相反的，《八佰》并没有因为撤退这个事件做了反高潮处理，而是用音乐，慢动作，逆光，还有更为惨烈过桥时的伤亡作为情绪叠加，以凸显结尾撤退的高光时刻。

那么既然影片做了这么多努力升华，我们为何还是觉得撤退戏份，比不上前面90分钟的壮烈和惊喜呢？

或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正是因为这样有些过度的把撤退拍成英勇进攻模式，反而引起了观众出戏的反弹。

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结尾有点用力过猛，BGM不断往上推，慢动作一个接一个。

试想一下（没有我行我上的意思），如果撤退这场戏拍得不要那么激昂，时间再延长一些，士兵走过了垃圾桥，到了租界，围观百姓隔着带刺围栏和士兵握手，说着活下来就好，活下来就是胜利，或者送水送喝的，这样或许更能加强撤退留存实力就是一种胜利的概念。

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真正的反高潮处理。

这里可能会有人说，士兵过桥马上缴械就被控制住了，哪有那么多和百姓握手交谈机会，所以我说嘛，电影创作源于真实，但为了创作也是要高于真实，就看影片想要在合理的改编上，营造一个什么结局氛围了。

当然，如果想要影片继续保持前面90分钟的热血和振奋，方式和角度还有很多，比如把主视角放在王千源和姜武的敢死队身上，再来一场热战，他们光荣牺牲，同时配合着副线撤退。

坦白讲我不太明白敢死队去怼日军那段，为何戛然而止得如此突然，然后把全部视角聚焦在撤退本身，原本算是主要角色的端午（欧豪）牺牲，就应该有其他重要角色赶紧接上，但结果全部角色都打散了，观众缺少共情依托，在结尾处就相对没有之前那么动容了。

但同时我也理解，影片不想把结局放在敢死队牺牲上，是因为不想把整部电影最后变成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想用更写意的画面去提升主题，比如影片最后一个画面，是代表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拳头。

所以这就是电影点评讨论的乐趣吧，据说《八佰》剧本磨了10年，我相信主创一定会想过更多种让影片结束的方式，最后他们定下这个最为满意，那么至于呈现出来的效果，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说了这么多所谓的影片中后段的不足，我还是要拉回来一点，有人觉得影片有些片段用力过猛太煽情，而有些人却认为还好就是很好哭就对了。

这些论点的争执的核心，其实就是剧作中间离手法你喜不喜欢，间离手法是德国戏剧作家布莱希特提出的戏剧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作品坚持要和观众保持距离，不想用过于饱满的内容去挑逗观众的情绪。

比如阿方索.卡隆的《罗马》就是间离手法的最好诠释。

一般比较学术派或学院派的影迷，就不太喜欢影片中有大量的煽情戏，尤其是《八佰》结尾扑面而来的爱国情怀表达。

我比较中立的看法是，毕竟《八佰》是商业巨制大片，如果采用偏文艺的间离手法，那一定是非常冒险的，与其这样不如把情绪和气氛做足，起码不会犯“错”。

还有管虎经常把动物放自己影片里，比如《老炮儿》的鸵鸟，《斗牛》直接牛就是主角之一。

而这次《八佰》中白马反复的出现，也被很多人觉得导演夹带太多私货，戏份过长且拿掉也没什么影响。

这我就不是很赞同，一部导演自己执导的作品，本来就是需要有个人风格对吧，不然到时电影拍出来，又被吐槽这部电影太中规中矩，没有导演风格，这不是很矛盾么。

再者白马的出现，其实在剧作中，可以理解为是“喘息时刻”，功能就是调整节奏用的，不要小看这种喘息时刻，这样的导演留白，有时候能给观众增加更多的解读空间，通俗点说就是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这样的操作，同样更多出现在文艺片范畴里。

我们就拿最熟悉的贾科长来说吧，贾科长的影片很多都有迪厅跳舞戏，感觉贾科长以前就是在迪厅跳大的，而且一跳就是很长时间。

比如《山河故人》最后女主出去遛狗，突然一言不合在雪中独自尬舞那段...

那其实《山河故人》这一段，就是致敬的2009年奉俊昊的《母亲》开头，女主母亲一人在草地上突然尬舞。

奉俊昊访谈时就说到，这样的影片“喘息时刻”是很珍贵的，可以让观众暂时跳出影片剧情，有片刻时间去解构和思考。

那么《八佰》中的白马和动物，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不止一次提到过，一般电影出现动物，基本都有其象征含义。

比如片头的老鼠，一直时不时出现，贯穿全片，哪里会出现老鼠呢，一个肮脏的，地下被老鼠各种打洞的，生病了的城市，才会频繁出现老鼠。

影片中谢晋元团长在组织撤退时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这场战役我们败了，因为我们的民族病了，别人这么欺负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够争气吗？！

这段话再结合片中的老鼠，你就能体会到，老鼠在片头和影片中出现的含义，就是影射了国家和民族在当时病了，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抵抗列强。

还有容易被忽略的乌鸦，从开场不久站在烧焦的尸体上，然后在日军将领和谢晋元团长会面谈判时，日军头顶的电线杠上，也站着乌鸦，乌鸦其实就代表着带来死亡的死神。

白马象征含义就更明显了，代表了自由和希望，后来幻想中赵子龙骑的白马，和谢晋元团长骑的白马，又增了尊严和无畏的含义，而到最后白马全身染血重新站起来，又意味着浴血重生。

好，就说这么多吧，该说的都说了，仅一家主观之言。

《八佰》被不少人夸为是华语战争类型片的新标杆和灯塔，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早了点，毕竟影片刚上映不久，还有待时间沉淀和与更多观众见面。

不同于《红海行动》或《战狼2》等商业逻辑之下的主旋律影片，《八佰》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影像/意识形态询唤机制，并注定是一部暴露在战火之下的影片，自诞生起就受到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狂轰滥炸，将影像装配为一种战争机器，预设，修改着观看。

一．四行仓库：战争游戏的围困

《八佰》开场于一个上海方言的苍老声音，“我七岁那年...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边的酒酿圆子非常好吃....”她的话语召回了一种与上海的地域特征密不可分的记忆神话，起源于外部的观看，将仓库内部表述为一个不可接近的结界空间，能够遭遇的只有它的物质外壳与历史替身的回归。

然而，作为一部主旋律性质的战争影片，这种自然而虔诚的敬畏本体论上是反电影的，当这些话语被言说时，银幕中出现的并不是影像，而是空无的黑屏与演职人员名单，将其作为一个并没有任何图像被锚定的纯视听。

一切影像都必须直面桑塔格的魔咒：在摄影和电影的“超真实性”特质面前，我们如何避免面对他人痛苦（或共同体意识）的麻木不仁？

因此，无论是作为商业性还是意识形态询唤机器的影像，《八佰》都必须摧毁这一观看的禁区，必须将这段声音与被重构的影像的无缝对接。

数字影像中的四行仓库取代，或者说篡改了历史/记忆之中的四行仓库。

历史影像，伪造的历史影像以及正在发生的事件在影片空间中彼此斗争，竞速。

作为影片空间的四行仓库中，身份逐渐失效，个体认同与作为城市的“上海”地域特征让位于更大的想象共同体，并悬置了国民政府以及西方殖民者的“无效”历史。

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杂语的空间，充满着山东，湖北，东北等地的口音，观看者通过不纯的，对于“官方”语音的偏离程度在银幕之境中辨认自身。

主旋律，或者广义上说，一种强烈的以意识形态询唤为目的的影片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的，神话式的，通过连贯性的幻觉进行催眠，又通过情动技术实现规训，抚慰。

另一种，则是通过“视听民族（共同体）主义”。

其别名是“速度民族主义”，这意味着询唤必须借助失衡与眩晕进行，必须乞灵技术的吸引力与运动学，冈斯选择了叠化技术，对于爱森斯坦，则是蒙太奇之间的张力运动。

《八佰》与《1917》类似，都在IMAX的数字奇迹重构历史空间，询唤在音轨的轰炸与视像的眩晕之中进行，如此之近，却又并不涉身。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人称的追踪镜头，瞄准镜中，或者“小湖北”防毒面具中的影像，呼吸声。

换言之，与VR游戏，街机游戏或FPS具有惊人的同构。

用于时间切分的若干天成为了游戏的若干关卡，播片+游戏+播片模式，一切剧情与心理熔于扁平化，失去深度的，作为一种知觉后勤学的游玩/观看，为一场即将到来，或者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进行知觉训练。

二．通往租界：逃离影像地狱的八百壮士

丁善玺《八百壮士·》1937年爆发的四行仓库的战争是一场诡异的战争，这是一场视觉化的战争，一场电影战争，并在电影史上不断回归，1938年，仅仅在结束的一年后，应云卫和鲁司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八百壮士》，被搬演的伪造“实时”进行战争动员。

而1975年丁善玺的《八百壮士》作为台湾电影特定时期政策导向的“军教片”，情节剧式的情动规训技术背后，是对于旗帜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确认。

正如同这场战争中335人的孤军被宣传修正为“八百壮士”，在作为动员，诈欺与威慑的电影军工复合体中，这场战争被不断修改，写入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观众，你需要做的只有观看，For your eyes only。

而在《八佰》的“第二日”开场，一个向后拉升的镜头扫过沦为废墟的上海城市，四行仓库，最终，是租界的全景以及上方正在观测的飞艇，在这个由数字技术构成的20秒镜头中，元电影般地将建构了观看/被观看关系。

苏州河两岸成为了一个被剧场化的空间。

在四行仓库上演的游戏之外，与战争现场保持绝对安全距离的租界是观众席的镜像，在此之中，一种隐秘的“本土化”运动正在进行，促使着“对岸的声音”从代表西方的歌剧逐渐变为京剧戏台上的关羽，赵子龙。

在悬置的殖民历史中，来自“本地”的人们正在通过沉积的方式在夺回拟西方的殖民地，通过属于自身的神话向作为银幕的四行仓库产生认同。

来自银幕另一侧的观看然而，《八佰》同样生成了一种来自银幕内侧的观看，“询唤”必须令这些角色持续被电影视镜围困，规训。

狙击镜背后的日本军队蛰伏于银幕与观众之外的不确定空间，四行仓库被周边空间悬浮，作为唯一实体空间的仓库化身为一个影像的“全景敞视监狱”。

规训力量不仅来自于敌方的瞄准镜，还包括租借地外国记者的摄像机，以及潜入仓库内的记者“拍摄”的影像，召唤着一个更为宏大的国际语境下的隐含“观众”——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

在炮火/灯光密集的阻击中冲向“垃圾桥”另一侧的租界则意味着一个拒绝对位的过程，试图逃离历史规训的八百壮士从伪历史的影像地狱，冲向那些被催眠的观看者，以及外国记者手中的摄影机或望远镜。

这一运动最终被影像的规训力量阻断，在结尾的一系列慢镜头表现的冲桥战士的集体身影以及民众的伸出的手之中，是一堵用泪水形成的屏障，以集体的历史神学冲毁了通往屏幕的最后一条通路。

望远镜的视野。

防毒面具的视野，黑白摄像机的视野。

人物是群像，方言解决了台本化的大问题。

该参考《阿拉莫之战》的，如果我换了国籍，片子大概要掉星。

服化道确实顶满了。

不刻意煽情是正确的做法，不用心煽情才是错误的做法。

送电话线的戏做到位了。

yg要逃跑欧豪举枪那场戏就凸显问题了。

长坂坡那个特效也是。

某些角色被刻意加强了，拍法却有待商讨。

我没能哭出来，整个影院也没什么人机哭，该是情感上的缺陷了。

如果按《jjh》，重点做谢晋元，做的是湖北兵，却过早离场。

还是在大主题下，需要一个人物注主题，孩子喝酒抽烟，是成长，诸如此类的。

值回票钱，倒不是说有多好，而是身为一个华夏人，应当走进影院，了解这段历史，鼓励这种影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银幕。

被记忆决定重要性。

朋友提到河岸两边人唱一首歌来加强联系，推情感。

事件本身是事件本身，怎么拍事件本身又是另一回事。

时隔一年，电影《八佰》终于以救市之姿正式亮相；甚至提前开始点映，试图以高口碑去挣得一个高票房。

但在很多影迷心目中，那被删减的13分钟却始终是绕不过的坎。

而在真正看完本片后，我还是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今天这篇文章，我只谈及电影本身，至于历史真相及意识形态的争议，就交由每位观众自行去判断吧。

这部影片的投资高达5.5亿，于三年前在苏州和宁波拍摄，历时230天，一度超过最初计划的拍摄周期。

事实证明，这样高成本的投入确实让影片的质感有了肉眼可见的效果。

剧组为1:1还原真实场景，曾挖出一条200米的“苏州河”。

单论成本投入，《八佰》在整个华语影史上可算是名列前茅。

大到战场的凋敝与破败、对岸租界的灯火辉煌，小到每把枪械、每件服装，都极力还原出当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作为全亚洲首部使用Alexa65毫米 IMAX数字摄影机拍摄的影片，《八佰》以其优质的画面效果和丰富的细节呈现，为我们带来更为沉浸的观影体验。

知名摄影师曹郁担当本片摄影，曾掌镜《南京！

南京！

》的他以丰厚的经验完成了摄制工作。

纵观《八佰》中的摄影，无论是色彩还是光线都颇为考究，泛绿的色调和出色的光比构成了影片的视觉基调，与优秀的配乐共同传递出惨烈而悲壮的氛围。

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一部超大规模的国产商业巨制，在“硬件”条件上，《八佰》已经做到了极致。

影片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

整整四天四夜，八百壮士坚守着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

影片在叙事结构上按坚守的天数分为四个小节，而整体的叙事节奏其实并不稳妥，事件之间的连接比较生硬和跳跃，部分角色的故事线也并未做到有始有终。

但影片清晰的线性时间，还是非常容易让人理解的，每一天也都各有侧重点。

第一天着重展现内部群像，第二天引发第一个高潮，第三天的护旗段落成为第二个高潮，第四天则以撤退作为第三个高潮并结束。

作为一部主旋律战争电影，在《八佰》里，你会看到每个角色都各有各的性格，他们有优点或缺点，有各自的成长弧光，甚至也有可能会让你讨厌（比如张译饰演的“算盘儿”）。

但具体来看，影片又以充分的细节让你理解了不同角色的苦衷。

作为一部战争片，最基本的核心便是反战。

本片对于战争场面的处理非常写实，枪弹的无情都被直观地表现出来。

对于侵略者没有妖魔化，但另一方面也注重表现了他们的恶与残忍。

在写实基础上，影片又颇有巧思地引入了超现实的元素。

以三国时期的赵子龙长坂坡之战为基础，借以皮影戏、白马、对岸的戏台和影片中的某位主角共同做了一次互文。

最初白马受惊逃跑，主角一直怯战。

“关云长更多是兄弟情义，赵子龙才是保家卫国”。

后来白马回归，当了一次谢晋元的坐骑。

最终更以白马为全片收尾，将希望与光明寄托于此。

如果影片仅仅如此，也只能说是一部制作良心的大片而已。

真正赋予本片新意的，则是将对岸租界群像加入到叙事中去，以浮世绘般的呈现手法侧写战争。

爱国学生、赌场老板、知识分子、外国记者，他们对于战争的不同反应，最终也反过来展现出战争对于他们的影响。

这种手法一来可以丰富影片的厚度，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一种观看上的隐喻。

如果我们将身处租界的群像理解为观看者，那么银幕之外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观看者呢？

由此，北岸的仓库似乎才是虚构的戏剧，南岸租界则反而成了真实的部分。

外国记者制造了飞艇的视点，他们观看着事件的发生，加工并虚构出另一种“真实”，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辛柏青饰演的记者在进入四行仓库后，就以相机不断地连接起虚构和真实；而原与日军有联络的他，最后也被触动并改变。

原本作为“看客”的租界群像，因目睹北岸仓库英勇抵抗的发生，也由此爆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几乎每一个人，都力所能及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固然电影总会有虚构，但涌动期间的情感终究是假不了的。

因审查而做的删改，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一观点做着服务。

在第三天的护旗段落，摄影机几乎从始至终都没有直视那面旗帜，总是在回避或远远的观望。

表面看是护旗，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在和“不存在的对手”争夺叙事权。

第四天则最为有趣，因为上级传达的命令，留守仓库的战士们需要撤离并进入租界，信号则是灯的熄灭。

而一旦成功进入租界，就意味着生存下来，因为活着，也是一种胜利。

本片当然还有更为深层的表达，就如影片中黄晓明的那句台词：“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

最后也点破了保卫四行仓库似乎存在“作秀”的成分，这恰好也符合了两岸的空间结构以及之前的观看隐喻，“一切交给后世去说”。

但在我们心目中，为保家卫国不惧牺牲的人，无论如何都值得后世的尊重。

这也是我最后想说的，请务必去看《八佰》，因为真的值得。

作者| 德卡的羊；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

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

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

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

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

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

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

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

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

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

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

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

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

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

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

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

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

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

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推上战场的普通人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

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

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

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

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

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

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

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

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

“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

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

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

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

《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

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

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

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

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

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

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

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

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

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

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

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

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

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

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

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

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

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

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

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

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

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

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

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

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

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

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

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

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

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

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

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

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

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

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

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

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

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

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

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

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

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

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

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

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

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

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

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

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

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

”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

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

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

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

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

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

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

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

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

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

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

”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

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

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

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

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

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

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

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

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

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

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

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

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

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

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

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

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

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

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

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

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

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

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

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

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

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

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

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

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

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

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

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

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

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

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

“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

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

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

“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

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

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

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

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

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

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

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

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

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

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

但时不我待。

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

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

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

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

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

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

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

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

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

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

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

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

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

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

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

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

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

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

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

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

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

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

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

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

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

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

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

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

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

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

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

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

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

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

永别了。

”

捐助民众的热望“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

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

”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

走上去……”“喂！

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

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

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

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

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

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

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

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

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

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

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

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

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

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

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

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

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

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

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

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

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

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

”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

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

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

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

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

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

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

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

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

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

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

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

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

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

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

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

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

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

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

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

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

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

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

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

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

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

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

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

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

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

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

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

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

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

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

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

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

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

“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

”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

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

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

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

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

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

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

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

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

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

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

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

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

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

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

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

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

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

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

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

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

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

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

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

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

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

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

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

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

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

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

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

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

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

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

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

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

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

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

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

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

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老兵回忆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见证者：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

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

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

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

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

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

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

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以及宋希濂的《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但这三篇文章的记述，不仅与当时报刊以及现存档案的记述不相符合，而且其他人对孙元良的记述，譬如张柏亭、恪敬、万方澄、余一苗、曹聚仁等人的记述不置一词，同时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也相互矛盾。

但另一方面，孙元良自传《亿万光年中的一瞬》里面有明显美化回护自己的内容，因此也无法完全采信。

本文原载于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编辑：徐学勤；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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