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嗯，我觉得结尾太圆满了，不过我挺能接受的。

其实这不是个黑暗的故事，你看看剧照第一章，再想想一个做医生的父亲，张开双臂搭在两个儿子的肩上，坐在木质的椅子上，周围是近乎无边的半枯的秋草地，面前是大海或无际的湖泊，背后是将尽的残阳，四面起着无声的风，你能想到多么美好。

但也不全是，还有的，是北欧冷清生活下的破碎，和苏丹战场边的黄沙和人。

生和死的事，两边尽占着。

那个父亲就是这样两头跑。

生离死别在战场上见多了，家里的小打小闹，也能尽量宽容，唯一的，就是不断的向分居妻子忏悔，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你我觉得好无聊”，言简情深，算是很伤心了。

小打小闹的，还有小孩子们，逻辑无非两种，以德报怨，以怨报怨而已。

C和I，真的像人的两个极端一样。

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和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C的父亲和他讲战争来自恩怨，也就是I的母亲和他讲要讲实话这段挺提神的镜头后不久，C报复的火烧旺了，I也尝了甜头。

画面从北欧切苏丹，蓝转黄，忽然看到受难的面孔，觉得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不也是冤冤相报，终于到这地步吗？

这是这个电影厉害的地方。

北欧的导演偏爱冷色，讲起事情，音乐清新脱俗，即使快步也是用钢琴的音色，画面颇着意起兴之物，风，水，鸟，树，人走几步路，骑个车，都放在不那么四平八稳的镜头里，无不如画，生生要把节奏拖下来。

喜剧如《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尚且用蓝色降温，苦中为乐，更不用说《狩猎》这样，看的人浑身发抖，寒意四起。

这里却不一味冷着你，断续插入的父亲在前线治人的场面，暖色为主，内容上也和主线关照紧密——除了我上面那个灵感突发，后面讲到和流氓的仇恨和复仇，克制和宽容，有黑帮老大为印证；谈到生死的放下，有不肯弃疗一说。

真实生活里的矛盾，在战争的放大下被摆上台面，处处都有不经意的联系，你一边在想怎么解决，一边给你暗示。

在我眼里，意味的层次陡升，思考的量也加大，节奏快了不少。

细想之下，迎合好莱坞口味也是自然。

说到怼黑帮老大，很多同座都说是父亲的另一面，我却只看出他对那些言传身教的实践，为父亲，不以怨，不以德，而以直报怨，为医生，治病救人，职业私人不相干，是有担当的。

那天，最后爆炸前一天，唯一一次镜头没有给到追在医疗车后面的孩子们，可怜的人们第一次不解地问医生why，他那晚因为太累，没有劝I不要去报复。

他自己也动摇了，也矛盾了，以直报怨，究竟如何？

电影没有评判，也没有给被炸了车的流氓多一个镜头，但以怨报怨，对不起勇敢的，善良的I，也不会是答案。

说回来，C的那套逻辑，冤冤相报是因为第一次不够狠，我开始听呆了，但血气方刚的少年，以头抢地的游侠，大概无不如此。

不过是个被失去母亲的痛浸透的孩子，当发现自己的逻辑似乎有问题，父亲似乎是对的，他只能选择最决绝的回避。

I的父亲告诉他死亡的体验来自何处时，泪水夺眶而出，那些报复的动机，或许能被释然，消解吧，我说不清。

C开篇对天堂的吟唱，或许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是很惊喜的一部电影了，涉及的角度很多却有足够的共性，两个父亲，一个母亲，两个孩子，各自形象都很丰满。

这里不对尬吹了。

最后鸣谢几句，一个礼拜的所谓北欧电影艺术节，也就是找个小教室一搓人一起看。

赶上了最后一场，还合了个影，颇为荣幸。

不过看完后同座还有尬聊活动，前辈们高谈阔论，人类行为学，社会学，法哲学无不涉及，上至古典时期，下至于兹，一边怀有景仰之情，目瞪口呆，步趋左楹，一边觉得把电影评说搞成了虚假案例分析，颇为索然。

自己也发言几句，内容浅薄，上已论述。

只不过好像点很走偏，又不透彻，使在座老师多有出入。

好在老师很是可爱，中英语夹杂，喜不自胜，看来下一届这个什么节有搞头了。

　电影《更好的世界》开始于漫漫黄沙，结束在丛林原野蓝天白云，好像荒芜的生命淋过雨滴，于是郁郁葱葱起来。

空灵的音乐、精确的表演、含而不露的结构伏笔，以及那宏大又细微的关于生命的主题。

影片具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医生为主的成人世界的主线，另一条是以两个孩子的世界为主线。

而这两条主线不断反复分离交叉，最终的重叠让每一个在生命中彷徨疲惫的人寻找到了一种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导演在这部影片中探讨了很多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文明与暴力的冲突以及生命中爱的失去与获得。

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人文关怀的医生前往非洲大地治疗那些遭受暴力虐待的人们。

无论是对于他的孩子来说还是对于非洲贫苦的人民而言，他都是文明社会的代表。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

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现了暴力、宽恕、正义的复杂性，摘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影片围绕瑞典人安东在非洲、丹麦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科大夫，安东在非洲难民营度过的每一天，都要面对愚昧、暴力、贫困、仇恨结出的恶果。

非洲、丹麦的风景有多美，安东的心境便有多么苍凉。

堪比纣王“剖孕妇而观其化”的恶霸划开了孕妇的肚子，一赌胎儿的性别。

这样的恶人要不要救治？

期盼妻子宽恕婚外出轨的安东，相信复仇只能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法带来正义。

胡适推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随着对自由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宽容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重要。

丧失底线的宽容和宽恕，实质上是一种狂妄无知的傲慢：自以为是上帝，可以赦免人间的罪恶。

宽容成为罪恶的挡箭牌，自由与自由的敌人大可把酒言欢，二战后何必兴师动众审判战犯？

不惩罚邪恶，何以播撒善与正义的光辉？

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南非，犯罪嫌疑人要获得赦免也必须符合犯罪动机并非谋财害命、澄清真相等四项条件。

非洲不平静，领衔全球幸福指数和清廉指数排行榜的丹麦亦非人间天堂。

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身处校园暴力的旋涡，刚从伦敦转学过来的克里斯蒂安路见不平，用打气筒狠狠地给校霸上了一课。

影片不愿简单地指责或赞美这样的复仇，而是希望观众思考：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暴力复仇才不可或缺、代表正义？

当着儿子及其同学的面，遭到粗暴攻击和羞辱的安东既未还手，也没选择报警。

这倒不是因为他怕那个修理工，而是觉得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

为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证明自己毫不畏惧，安东找到修理工，后者竟越发蛮横。

觉得无须在这样的“白痴”身上浪费时间的安东，俨然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孩子们则更加困惑，难道这样就算了？

不分场合、对象，非暴力主义不过是迂腐的代名词，圣雄甘地的伟大与其局限一样醒目：反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认为只要拥有非暴力信念，“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甘地甚至非常认真地建议犹太人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人精神领袖马丁‧布伯当然不会同意：“对于不明事理的人，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

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时至今日，印度宪政之父安贝德卡、敢于向殖民者操控的议会扔炸弹的巴加辛在印度的影响和威望，远远超过了狭隘地理解、维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甘地。

假如没有暴力革命的威胁，面对的不是13世纪就建立了议会政治的英国绅士，而是日本、德国一类的法西斯，非暴力运动无异于引颈受戮、与虎谋皮。

回到难民营，安东尚未从非洲人的苦难里回过神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恶霸竟恬不知耻地声称他的手下有奸尸的嗜好，安东内心的火山开始喷发。

愤怒很快传染开来，恶霸遭到难民们的围殴。

《狗镇》（2003）里的格蕾斯，从宽恕到相信少了“狗镇”的世界会更好，安东从医生变成咆哮的公牛，都在表明：面对无可理喻的恶人或罪恶集团，居高临下、没有原则的宽恕这一“傲慢”的面具可以撤下了。

安东对修理工的“姑息养奸”引发了更大更难以控制的危险：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伸张正义，把修理工的汽车送上了天，也差点送掉了伊莱亚斯的小命。

在影片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叙述中，编导的态度逐渐清晰：一个更好的世界，对暴力或非暴力都不能盲目崇信；即便非使用暴力不可，也应对方式和后果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尽量减少其副作用。

令人失望的《慕尼黑》（2005），表明真实的历史令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望而却步：1973年4月以色列特工在黎巴嫩追杀3名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恐怖分子，可不像影片里表现的那样怜香惜玉，怒火满腔的复仇天使在混战中打死100多人。

《更好的世界》的大团圆结局过于讨巧，但它好就好在捅破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窗户纸：以暴制暴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金油，非暴力主义同样有其限度。

（新民周刊）

如果你是一个在上学的中学生，被学校的同学欺负，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有一个在上学的儿子，你知道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而学校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你会怎么办？

如果你是一个有孩子的人，当你在孩子面前，因争执被人打了几拳，你会怎样？

隐忍？

反抗？

报警？

你又会如何对孩子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暴力的威胁四处潜伏，每个人都可能会面对。

小男孩伊莱亚斯的选择是：忍气吞声，不反抗，也不告诉家人。

这大概不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而是下意识的选择。

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对一些小耻辱羞于启齿。

而伊莱亚斯的同学克里斯蒂安有不同的选择：以暴制暴。

克里斯蒂安是个英俊的男孩。

比英俊更吸引人的，是他的酷劲：目光深邃、不动声色、不容侵犯。

比起成年人的酷，他的酷还有种干净和纯粹。

克里斯蒂安出手教训欺负伊莱亚斯的同学，第一次就用了刀。

伊莱亚斯的爸爸安东反对以暴制暴，当他被人当着孩子们的面无辜地打了几拳后，他也选择了忍气吞声。

“你为什么不报警？

”克里斯蒂安问他。

安东没回答。

被人打了几拳就报警？

生活中琐碎的恶太多，警察才没闲心一一去管，这是社会常识。

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都希望安东再去找欺负他的人算账。

“你害怕去找他吗？

”伊莱亚斯问爸爸。

“不是害怕的问题。

”安东回答。

安东不害怕吗？

他不怕再被那个人羞辱吗？

我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安东还是去找那人了，被儿子激将着去的。

这次结果更糟，他果然又被打了。

这次安东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他一边对两个儿子说打得不痛，一边对那个人说：“你这个白痴，你只知道打人。

”如果不是旁边人劝阻，真不知道安东会被打成什么样。

两个儿子显然被爸爸挨打的情形吓坏了，克里斯蒂安则是冷眼旁观。

回去后，安东对男孩们说：“他是个白痴，他输了。

”这个明显不太让人信服的说法立即被克里斯蒂安反驳了：“我不认为他觉得自己输了。

”安东不愿再与克里斯蒂安探讨这个话题，而当安东的小儿子不停念叨着“他是个白痴，他是个白痴”时，安东也制止了。

或许他也觉得这么个念叨法，有些自欺欺人罢。

这一幕让人觉得安东有些懦弱，这一幕也让克里斯蒂安更坚定地认为以暴制暴是必要的。

故事至此，视角又转向了克里斯蒂安。

这个少年终于滑向了危险的边缘。

他为了报复欺负安东的人，在那人的车里安装了炸弹，差点炸死了路人。

幸亏伊莱亚斯及时向路人预警，而伊莱亚斯却因此被炸伤。

以暴制暴，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是被激赏的。

而在西方电影里，以暴制暴常常是被质疑的。

用暴力制服暴力，当它成为一种常态时，自己也难免变成施暴者，伤害无辜。

英国电影《因父之名》也有这方面的探讨。

在不公面前挺身而出固然让人痛快，但当惩罚他人越过边界时，挺身而出的人也变得可怕了。

而由于人性中潜在的恶，越过边界几乎是难免的。

克里斯蒂安也一不小心就越过了边界。

经过这起事故，他的想法会有怎样的变化？

如果他再遇到暴力的威胁，他还是会以暴制暴吗？

而如果安东再遇到暴力的威胁，他还是会隐忍+精神胜利法吗？

不知道，影片将这些问题搁置了。

导演把这起事故用成了一副万能膏药，这膏药治愈了安东和妻子的情感危机，治愈了克里斯蒂安和父亲的亲情危机，也让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的友情更加坚固。

故事到最后，已经不是更好的世界，而是完美的世界了。

对暴力问题的探讨，却悄悄结束。

中途放弃，这可是克里斯蒂安最厌恶的事情。

影片在祥和完满的氛围中结束，留下的却是探讨未尽的遗憾。

在丹麦上学的瑞典小男孩Elias并无过失却几乎成为众矢之的，被敌意包围屡被欺负；经历感情纠葛，处在离婚边缘的Anton夫妇，相爱却无奈彼此漠然；不堪母亲罹患癌症去世的打击，Christen心灰意冷，埋怨父亲没有尽力挽救；非洲大地饱受战乱与疾病的侵扰，人民生活困苦……现实总是不易而残酷的，影片中的人物时常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艰难的抉择，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时并不是琐碎细微的，而是意义重大的，甚至关系到别人或自己的生命危险。

Anton是一位常驻非洲的无国界医生，当他面对着利用凶残手段杀害无辜人民的恶势力的求救，他该怎么做呢？

出自人道主义，他不顾受害者家属的阻拦与误解同意进行治疗，但他提出了要求——必须从此撤离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再伤害当地人民。

从他治愈恶霸之后“无情”驱赶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治疗的过程中内心压抑的愤恨与职业的道德作了一场何其激烈的争斗。

与宽容仁慈博爱的作为一个成人的Anton不同，Christen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简单偏执的男孩，加上母亲去世的打击他变得更加偏激暴戾，在他看来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是最好的面对欺压与威胁的方式。

所以他才会联合Elias策划出一个个复仇的计谋，他认为只有表现得更强势才不会有人敢欺负自己。

试想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如何应对？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Anton因为制止别人的小孩与自己的小孩争执而被另一个小孩的父亲掌掴，Anton打算以理和解却并未服人。

孩子们对Anton没有痛快地动手还击表示不解。

但Anton觉得无所谓，告诉孩子们自己并非害怕那个野蛮无知的人，只是不想斤斤计较冤冤相报何时了罢了。

显然孩子并不满意这个回答，于是他们费心找到了那个人的工作地址劝服父亲与其做个了断。

Anton为了证明给孩子们看报复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决定前往，向对方说明了来意并指出了其行为的不对却不料再次遭掌掴，但他毫无惧色，没有还手也没有退缩，在周围人的劝阻下对方才停止动粗。

孩子们大为震惊为何父亲依旧没有还击，Anton则平静地说“你们看那个家伙就只会打人而已”。

但孩子们心里其实并未被说服，认为在野蛮粗暴面前文明讲礼是行不通的，尤其是Christen他依然觉得那个人该受到点惨重的教训才不会再胡来。

究竟报复与宽恕，哪个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我想起了以前总有男同学打架被老师训斥的时候会理直气壮地说是他先打我的，这时老师就会对他说别人先动手是他的不对，如果你也跟着动手你也就不对了，反正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

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认识中，我们清楚世界要平稳地发展下去的确需要一种秩序，虽然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秩序有的时候会“牺牲”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为了大多数人及未来，这种“牺牲”是必要的。

但人们心中的愤懑仍难以平息，质问道：那凭什么自己就必须是被“牺牲”掉的那一部分呢？

这并不公平啊。

其实这种秩序的维护需要的是全部人的努力，总有人会“牺牲”不得不妥协折衷，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也是轮流的，人人会有需要“牺牲”的那天。

因为人性的弱点，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与矛盾，而且事情总是无法两全其美的，所以如果从来没有人肯妥协放弃自己哪怕应得的利益而咄咄逼人有仇必报，那这个世界就一定无法保持一定的平衡而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的文明恐怕也早就泯灭了。

人天性中的野蛮因子如果非要释放出来而不是靠认知与理性克制，这个世界就会陷入完全的黑暗与混乱，毫无希望可言。

人也就失去了所谓人的高贵，靠着弱肉强食的机械模式生存，丧失了人在生活中传承沿袭的相互谦让宽容的珍贵品质，迷失不知何为生命的意义价值。

世界上没有尽如人意的事，当我们的利益与现实情况产生分歧时，只有通过改变自己去寻获更好的和谐解决的方式而非硬碰硬地暴力对抗最终只会两败俱伤，虽然改变自己很不容易仅凭一己之力效果也微乎其微，可是如果我们都不去尝试，就不会有进步，又何来更好的世界呢？

人若是能在不公平中冷静分析改变自己而不是蛮横地泄愤伤害别人，在理解中找到更有意义的自我实现而不是埋怨报复，人的快乐和幸福也就来得更容易。

就像影片最后，Christen被Anton的以身作则示范宽容的力量远大于报复以及Elias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因复仇计划而差点送命的一对母女的行为深深感动，放下了心中积压的怨气，认识到人性的多元化和人类情感的复杂性，找到了平和面对无奈的现实的更好方式—宽恕，相信更好的世界绝不止仅仅存在于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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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更好的世界、文明社会以及复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影片核心。

情结在此不赘述，这里只是想到自己成长当中的琐碎小事，顺着影片情绪吐一吐。

　　 　　1.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有同感，在回想当中，中小学变成了一个有着恐怖记忆的地方，而这种感觉和个人经历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竞争和斗争时刻存在，喜欢和讨厌的表现方式都伴以对抗姿态，孩子熟练社会动员，敌意和伤害被赤裸裸地表达，“群体”成为一种安全和成功的个人存在方式，无援状态就是被孤立——“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当想起当初那些嘲笑、歧视、辱骂、欺凌，不论是作为一个有意施加伤害的人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你绝不能忘记受者在人群当中无措的脸，这些表情在日后逐渐被放大，在某些时刻则和电影当中人物痛苦、惊恐、茫然无助的脸相重合。

大学之后，看群体过程，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李猛讲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脑海里浮现出的典例无一不发生在学校，由是对学校教育这一整套体系发生了全新的认识。

它的核心不在于紧张的竞争性的学习、或刻薄或亲切或总是很负责的老师、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空间，而在于生产出一整套以荣誉为核心的控制技术，核心机制便在于分分钟的监视：置于讲台最近处的“特殊座位”，带袖标高昂着头游走校园的校级值日生，教室后门时刻存在的缝隙。

人人监视人人，儿童成为技术的一部分。

罪责总是对集体“犯罪”的耻辱：个人卫生差、学习成绩拖后腿，甚至“反应慢”、“长得丑”，都成为集体和个人的耻辱。

惩罚则是更加多样化的：嘲笑、讽刺、起哄、歧视、孤立、辱骂、肢体暴力。

当个人自我意识还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作为孩子的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样的技术有着怎样残酷的本质和杀伤性的力量。

孩子的脆弱总是被大人低估，同样小孩子的残忍也总是被低估，他们或许知道结果，而后果却远远在想象力之外。

　　这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都不难料想：其一是压迫产生反抗，暴力催生暴力。

其二，结果更加普遍也更加隐性，人自然而然地被驯服，甚至想要被驯服，迎合统治成为标榜自己正常的方式，人们训练出自我控制的技能和一套检视自我行为的技术。

　　 　　2. 　　我更愿意承认在初中时期的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无关成绩、人际和青春期，而是自我意识的缺乏，对机器厌恶却不知如何应对。

那些年里，人真的会发自内地谴责自己与集体行动相悖的行为，我讨厌它，又没有能力在内心里反对，害怕它而迎合它，享受来自权力方的肯定，实际上恐惧又无措 找不到对抗的方法。

说是失败者，其实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后来学校环境氛围都不错的高中、大学，自己都得到了该得到的愉快和成长，在有限的资源里追求知识和友谊。

然而这并不说明自己内心足够强大、性格成熟或者懂得这样环境中的自我生存之道，这种看似正常的心理状态或许可以归结为总是作为“正义团体”一方的顺风顺水和对体制的不敏感、对于羞耻的懵懂无知，以及无甚理论可循却传统又自由的家庭教育吧。

其实，真是后怕。

我在人际中的所谓”快乐“和"正常"，无非是因为自己加入监视的螺旋，忽视了压抑体制下受难的他人和自我。

这给我留下的是有意识领域出现之后的非道德感，个人对体制的理解和敏感 或许真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一个逆向的过程。

在我对一切理性和成熟的人际交往有了认识和期待之后，无意识的隐性暴力还是隔着时空和对象打了回来--在自尊、羞耻、文明这一切概念形成完全之后。

此时的孩子已经明白，文明的代价是痛苦及把以暴制暴直接打击回去的伤害降到最低，而沟通理性之所以是理想型的理论 则隐隐向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展示，文明不过一场自我折磨和修行，恰如自由。

《更好的世界》里，Anton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符号出现：医生，在非洲的难民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工作，有着对悲悯、文明、宽容、理性、原则的深刻理解和诠释。

这样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被猝不及防地被汽车修理工施以暴力（因为拉开正在打架的两个小孩而被对方小孩的父亲扇耳光）。

这一幕，无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观众，带来的都是深深的心理震动，对，不是难堪，而是心理震动。

孩子的反映是直接的，即使最小的儿子，也会以咒骂来进行自我平复，稍大的儿子Elias和好朋友Christian则从此埋下了复仇的计划。

而Anton选择带孩子离开，为了不使父亲的形象失败以及让孩子明白暴力的错误性，他带着三个男孩第二次找到汽车修理工，暴力与文明的较量最终以文明被施以拳脚而不奉还结束。

他告诉孩子只是拳头而已，不疼，而真正的失败者是使用暴力的人。

除去暴力，他无法再证明自己的强大。

这里撇开后续剧情和孩子们心里发展的因素不谈，电影及现实生活抛出这样一个困境给我们：如何终止暴力？

出手，比打击者下手更重？

还是在以另一种理解宣告他们的失败？

后者或许会成为拥有强大心理的人，他必先经过的便是文明的自我折磨。

Anton本人以及他的经历使人明白，对施以伤害的个体说原谅其实意义并没有想象中大，宽恕普遍意义上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在受苦并永恒令他人受苦的个体，是道德和文明真正的意旨所在。

　　 　　3. 　　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且把话题扯到孩子。

可能是雌性激素的关系，女孩子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有一种亲近儿童的倾向。

家里的小孩子们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样被观察的还有”环境“和他们的互动。

父母、亲友长辈、朋辈群体、家庭教育、社会习俗等等一切构成个人的”环境“。

在这些观察中，人们总不难发现积极沟通和理解的一切可能，也很容易看见环境所能带来的不可预期的影响。

所以，当再次回想和思考起成长至今的种种，便不难检视出它们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

我们终生要达到的更好的世界，不在于振臂和呼号，大概恰存于这些烙印中的小事吧。

　　直感叹，人长成人，真的好不容易。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

如果，我想，制作炸弹的男孩跳楼成功的话，也许会更震撼一些，也更残酷一些，就像同是丹麦电影的《狩猎》，最后的那一枪，让人不寒而栗。

不过，如果这样子，恐怕电影名字就不叫《更好的世界》了。

两个破碎的家庭，两个缺乏关爱的孩子，与其说孩子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大人的问题，从伦敦回到丹麦的父子，开着奥迪，其父亲经常往返于丹麦和伦敦，住在奶奶家的男孩，固执任性，坚持自己选的房间，喜欢网络和游戏，和有钱的父亲缺乏沟通，其父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更无法理解孩子的一举一动。

小孩从其父亲那里学会了撒谎，从一开始的学校冲突，到后面的拿刀威逼，以及最后的炸车，跳楼，这个父亲仿佛永远也搞不懂孩子为何是这个样子。

另一个孩子，那个瑞典孩子，在学校经常被同学欺负，带着牙套，父亲是一个驻外医生，虽然知道怎么教孩子弃恶向善、原谅宽容，却没法做一个好丈夫，长期的驻外工作，孩子的教育工作也只能放在一个不懂得宽容的妻子手上，而这个妻子，眼中永远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比如丈夫的偷情，孩子的学校问题等等。

出现拿刀逼人事件之后，这个瑞典母亲，唯一不断重复的一个问题就是刀，方佛知道了刀的下落事情就圆满了，孩子出现自闭问题，解决的方法竟然是转校，而从来没有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想法，怪不得她儿子说恨她，在其孩子被炸伤住院之后，制作炸药的孩子去探望时，我就知道这个母亲注定要对这个始作俑者歇斯底里，而后这个炸弹男孩也果不其然的一心想死，只是觉得自己把同伴害死了，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个炸弹男孩要真是跳楼了，不知道那个歇斯底里的母亲会做何感想，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凶手呢？

她也许是个好妻子，却不是个好母亲；而不称职的丈夫，却是个称职的父亲。

谁人不犯错？

关键是我们怎样学会如何原谅和宽恕。

我想，这才是更好的世界。

你说呢？

PS:顺便说一句，电影中丹麦孩子歧视瑞典男孩，并大吼“滚回瑞典去”，这是两国的历史文化问题，一向不和，有敌意。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

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

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

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

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

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

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

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

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

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

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

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

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

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

安东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

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

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

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

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

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勃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

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

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

”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

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

这就是我所说的“琐碎之恶”。

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

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

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

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

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

”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

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

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

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

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

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

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

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

”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

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

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

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

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

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

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

他赢了。

”儿子问：“你怕他吗？

”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

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

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

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

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

”“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

”“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

”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

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

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

”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

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

”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

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

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

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

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

“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比较起来，同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告白》（2010）其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

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

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

不同于克里斯蒂安母亲患病去世，A认为自己要强的母亲抛弃了他。

他因而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

这中间还有一些琐琐碎碎的因素。

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破品”。

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么。

B同学的母亲在听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

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

”两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

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

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

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

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

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变态的故事。

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点是少了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

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

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显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够体会到《更好的世界》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样制造人性的奇观。

（《财经》杂志 2011年第08期 作者：崔卫平）

翻译：瑪嘉麗塔成 / 校对：小双 （cinephilia翻译小组）文章鏈接：http://cinephilia.net/archives/4666剑桥大学一名学者在其书中曾提到：缺乏悲悯之心是所有残忍的根源。

作者Simon Baron-Cohen认为，人的本性并不坏，但有些人不能体会他人情感，是故“在缺乏悲悯之心的人的眼中，他人不过是物品罢了。

”尽管我不知导演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拍摄《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时是否读过这本书，这部电影倒展示了同样的观点。

影片中的故事平行发生在丹麦和非洲，其中一些角色表现得十分无情，另一些则费劲心思地表现出悲悯之心，而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们只能由自己进行道德判断。

《更好的世界》荣获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影片是关于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之间的故事。

Elias(马库斯•瑞格德Markus Rygaard饰)和Christian(威廉•约翰•奈尔森William Johnk Nielsen饰)在学校里认识，Christian当时是个转校生。

Elias是个戴牙箍的可爱男孩，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时，Christian突然出现，并奋力地保护了他。

“再也没有人会欺负我了”，Elias说。

现在回头来看看他们的父亲，Elias的父亲Anton（米克尔•佩斯勃兰特Mikael Persbrandt饰）在丹麦和非洲无名小国之间奔波，他在非洲开了个免费诊所。

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都来找他帮忙，包括被当地武装恶霸头目“大佬”（Evans Muthini饰）残忍伤害的女人。

Christian的父亲叫Claus（乌尔里奇.汤姆森Ulrich Thomsen饰 ），Christian的母亲死于癌症，因此他对父亲一直有怨恨。

Anton要经常去非洲，而Claus时常在伦敦，于是他们的孩子便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Anton回到丹麦的家，他和Elias看见一个叫Lars（Kim Bodnia饰）的坏脾气当地男人与无意冒犯他的人们起了争执，Anton插足调解却被Lars掴了巴掌。

Anton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为儿子做个好榜样，他带Elias去Lars工作的修车厂，本想与他和平理论，但Lars并没有兴趣和他讲君子之礼，结果不欢而散。

（译注：这里作者的叙述与片中情节有出入，应为“Anton的 小儿子和Lars的儿子因为秋千起了争执，Anton上前调解，Lars发现后毫不客气地与Anton争执了起来，且扇了他一巴掌。

”）Christian是一个非常内向却情绪极端的孩子，早先他保护Elias免受学校恶霸的欺凌，现在又为大家制定对Lars的复仇计划。

与此同时在非洲，Anton的诊所碰到了棘手的病人：人人憎恨的“大佬”前来寻求医治他那溃烂化脓的腿伤。

撇开情节，导演所做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剪出一种对比之感，对比这些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人。

平行叙事的结局难以预料，哪怕它们有某种叙事逻辑可循。

我十分喜爱比尔的两部旧作，《战火中遗失的记忆》（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和丹麦与美国合拍的《兄弟》（Brothers）。

但这部电影却不乏有些炫技之嫌，尤其是非洲叙事与电影其他部分无法有机融合，对比的感觉像是刻意做出来的。

两个孩子的故事倒十分不错（两个小演员演技精湛），对他们父亲的刻画也十分到位，易得到观众认同，片中还有一位不幸卷入家庭危机中的母亲。

片中在非洲和丹麦发生的其实是两个故事，它们都非常有力量，每一个都能单独拍成一部电影。

在镜头的来回切换下，它们却像个不自然的说教故事。

电影的高尚旨意毫无悬念地打动了评审们的心，但我倒觉得这是今年五部提名中最弱的一部。

这部电影的片名暗示了什么呢？

更好的世界中不会有那样的残忍？

是的，毫无疑问。

瑪嘉麗塔成：http://www.douban.com/people/cheerupk/小双：http://www.douban.com/people/wxs723/

《更好的世界》是导演苏珊娜比尔的新作，这位丹麦著名的女导演一向以细腻温婉著称，她擅长将女性最敏感的触角伸向一个男人的情感世界中。

她的《婚礼之后》就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在她的电影里，男主角往往是最饱满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她并不像某些作者导演一样，强势的在每一帧的影像中印上独属于个人的记号，而是利用令人赞叹的对细节的控制能力，让每一个观影者深深记住这个了不起的情绪挖掘者。

《更好的世界》获得了第8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看完影片之后你会发现，它确实是标准的最佳外语片配置。

宏大又能够细微的深入人心的主题，导演出色的控制能力，演员集体的出色表演，了不起的剧本以及完美的摄影和配乐。

通过极具质感的影像表达出导演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和人文情怀，这正是奥斯卡外语片评委最喜爱的。

由于评委必须看过五部提名影片才有资格投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所以在评委会内部知名度最高的《美错》其实并没有捞到多少的好处。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常常出乎大家的意料。

影片具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医生为主的成人世界的主线，另一条是以两个孩子的世界为主线。

而这两条主线不断反复分离交叉，最终的重叠让每一个在生命中彷徨疲惫的人寻找到了一种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导演在这部影片中探讨了很多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文明与暴力的冲突以及生命中爱的失去与获得。

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人文关怀的医生前往非洲大地治疗那些遭受暴力虐待的人们。

无论是对于他的孩子来说还是对于非洲贫苦的人民而言，他都是文明社会的代表。

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

然而，每一天他都必须面对受到疾病折磨以及暴力摧残的贫苦非洲百姓，生与死就像是一层薄纱一般，仿佛一阵风便可以将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带离这个充满了暴力的世界。

他坚守的文明在这片生命转瞬即使的疯狂大地上被暴力放肆的践踏。

与此同时，他和妻子的婚姻岌岌可危，生命让他必须接受爱的遗失，这是生命的赠与或者说考验。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当非洲某暴力分子的头领向医生求助时，此时职业道德和个人良心之间出现了矛盾，连文明与文明之间都存在着的冲突，心中完美的世界我们何处去寻找。

然而当头领出言不逊，侮辱生命时，医生愤怒的将他赶出营地任其被人砍杀，他再一次陷入了迷惑，我们心里完美的准则一次一次被摧毁，这个世界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面目去面对？

因为自身是学医的，对这一段的冲突以及男主人公的困惑和挣扎很有感触。